■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到西南角挥手致意■摄影/翁乃强
■1976年10月翁乃强在天安门前拍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游行队伍■摄影/任诗吟
老摄影家翁乃强：在外宣的特殊岗位 拍难得的彩色照片
◎口述/翁乃强
◎采访/本报记者 谭璐
■本期私人史主人公翁乃强
1936年7月1日 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951年7月回国。1954-195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 ，1958-196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学习。1964-1990年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等职。期间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并因外宣工作这个特殊岗位拍摄了很多彩色照片,为那一段历史年代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
■一幅封存40年的“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彩照引起轰动
我这张“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好就好在拍到了群众跟领袖在同一个画面里出现。这张照片，现在有人拍卖、收藏，国外也有人收藏，有的关于中国的书还拿它当封面。
展览时，BBC采访我就问这张，说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彩色的“文革”照片，问我为什么没发表过？还问我：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韩国电视台也来问我，照片怎么拍的？
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拍的时候只想拍好，只想把我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就很满足了。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真诚地崇拜毛主席，我也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对毛主席的崇敬到天安门去的，所以当我距离他不过百米的时候，我的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拍好。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共8次，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那回激动的人群涌上来，毛主席的车被围住，就走不了了。那天一大早，很多红卫兵就到了，排着队，还有解放军，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有组织的，后来毛主席坐着车检阅。我们就追着检阅的车拍，从天安门中间一直追到靠近北京饭店了，后来跑得我都感觉胃痉挛了，跑不动了，接不上气，就蹲下去了。
检阅之后才上城楼。后来经常出现的毛主席挥手的那张照片，就是那天吕相友在城楼上拍的。当时他在上面拍，我在下面拍。当时不可能上到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也只有中央组才能上到城楼里，杜修贤、吕相友他们专拍领导人的，才能上去呢。我们一般的记者，只能在天安门下边。作为摄影记者，要有预见性，估计到最后结束时，毛主席可能要走到这边来。我一看，就到西边最高的观礼台上，放好三脚架——我那天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120的，在三脚架上架好，手上拿的是另一个莱卡M3，有个长镜头，准备随时抓拍。
下午，毛主席还没来，我就把三脚架架好，构图看好了：城墙的角是构图的中心，这里有城墙、下边有很多群众，还有旗子，我把焦点对好，对到城墙的角上，测光也测好，就等着。等毛主席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肉眼看，不再看取景器了，毛主席有了动作我就摁快门、过卷、摁快门、过卷。然后赶快换相机，拍完大的，又拍小的。
那时毛主席把帽子摘下来，喊：人民万岁！我就立刻摁快门，然后就往下面群众那儿看，抓拍群众激动的表情，一下子就拍了很多。当时我就是希望尽量多拍，抢拍。
现在有人看了说，你这个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啊，说天安门城楼西侧部分的形象酷似一艘巨型轮船，而毛主席恰巧站在船头，向人群挥手。
当时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哪里有？不可能！开玩笑！那时，根本连这个想法我都没有。
有人说我的照片像油画，我学了9年油画，就是讲构图、色彩这些东西。我就想从取景上把这个照片拍得更好一点，表现内容更好一点。那么什么角度？中心应该放在哪儿？我学了9年美术就是学这个嘛。你看，在这张照片里，毛主席是在中心，下面还有群众的场景。巧的是，那时刚好蓝天上还有一抹斜着的云彩，让构图更完美，是老天也帮忙成全，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拍下来我很激动。
当年我们杂志没有发表，是因为那时发表这类的照片要拿到中央审查的。所以我们《人民中国》要提前三个月发稿——还得考虑到杂志送到日本是要坐船去的，那就来不及啊，就用新华社审过的照片，所以当时大量用的都是这样统一发稿的照片。我们自己拍的就一直放着，直到我退休后没事儿了，才慢慢整理过去的胶卷。我那时的想法就是留下一些资料。现在看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当时彩色片很少，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现在也有人看了这些彩色片子很惊讶：那时候就有彩色片了？不是后来处理的？这哪儿可能？因为我们是对外宣传的，当时周总理和廖承志都很重视《人民中国》，我们是用外汇进口的彩色胶卷。那时候外面没有冲洗彩色片的地方，拍完以后都是自己在暗房冲。那时我们用的E3胶卷，进口胶卷的同时就买它的套药，然后自己手工冲洗：六个瓶子摆开，还要用温度计量，看温度正负不能相差多少，再一个一个地倒，都是精心地冲，非常认真。
■历经艰险，回国后到天安门一看，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祖籍是福建龙岩的穷山区，我父亲翁福林年轻的时候流落到印尼去谋生，后来他和一位印尼的年轻画家李曼峰合伙开了一间照相馆，一个广告公司。父亲专门经销新中国的书籍，发行新中国的影片，为在海外宣传新中国做出了贡献。李曼峰后来被苏加诺总统聘为总统府顾问画师，他是我的义父。
我是1936年出生的，1942年家里起了一个很大的变故，日本南侵占领了印尼，不久我父亲被抓到集中营去了，我家也被封了。我母亲和我们被赶到街上去。因为那时南洋很多华侨往国内捐款，买枪炮，抗日。后来这些人被出卖了，日本人来了就把他们抓进集中营。
也因为这一事件，日本投降后，华侨社会也出现分化。我父亲出狱后思想变化很大，他就搞了一个华侨报《生活报》，编辑部、印刷厂都在我家。那时我是十来岁的小孩，受家庭的影响，就喜欢画画、摄影，报社有个摄影记者周昌平，我父亲去新加坡时给我买了一个蔡司相机，我就拿它跟周先生学拍照。
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多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青年学生要求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形成一个回国潮。我爸我妈把我们兄弟几个都送回国了，我大哥是1949年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参加青训班，去搞土改了；我二哥是1950年回来的，回来他就参军，抗美援朝去了。
我是1951年回来的，那时我14岁，和我坐一条船回国的华侨学生很多，就我小学毕业，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在船上听到了广播，美国已经到鸭绿江了，我们要抗美援朝，船上的青年全都捐款捐物，把随身带的药——印尼产的金鸡纳霜，每人都带着几瓶，全都捐了。我把我姥姥给我的金戒指——她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回国前她给我做纪念的，也都捐了，船上的青年都这样。我们还想呢，回来可以参军去抗美援朝。
那时很多国家对我国是封锁的，我们的船到了新加坡不能靠岸，到香港也不能靠岸，就一直在公海，后来是国内派了船到公海去接我们。我们沿着珠江进来，那时刚解放，情况也比较复杂，船上的窗帘都要拉下来，不让往外看。我们突然听到外边敲锣打鼓了，船到了广州的码头，岸上有很多人欢迎我们。当时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广州留下，还是到别的地方去，那时我就要求到首都北京。到天安门一看，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毛主席就是在这儿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考上了25中。刚回来时生活不习惯，老师们对我非常关照，那时我住校，辅导员周学瑾老师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让我给学校出壁报。初中毕业时，国棉二厂招工，我想报名。周老师说，你爸爸妈妈在海外，你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要当工人，我看啊，你是喜欢美术的，考美院附中吧。我就听他的了。
我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第二届的学生，受到严格的正规美术教育。那时苏联的教学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受到了老师的影响，还受看到的一些作品的熏陶，很喜欢现实主义的画，感觉艺术应该反映生活，应该反映时代，而且是这个时代大的变革，人民的大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