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外了解新中国，就靠民间的渠道
“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就是总理让郭沫若、王冶秋来办的这个事儿，当时我们几个人在故宫博物院拍了好几天，后来《人民画报》登了特辑。因为“破四旧”时红卫兵乱砸，那时国外说中国“文化大革命”破坏文物，总理是对着这个来的，教育红卫兵，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四旧”，有很多都是很珍贵的文物，所以搞了这个展览。展出了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马踏飞燕，很多很珍贵的文物。这个特辑出来，在国外影响极大。
还拍了经常进行的抬着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游行场面、北海公园团城城墙上粘贴的大字报、长安街西单路口宣传牌上的宣传画、新华书店的造反派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我留下来的大多是底片，没有洗成照片，很多是没有剪的，一卷一卷的，还没弄完呢。那时没时间去做，都是尽量地拍，回来冲出来一看，这个可以发稿用，就剪下来做了，其他的就放一边了。发稿用了的那些，反而现在我都没了。
那时很多国家都没有跟我们建交，让国外了解新中国，就靠民间的渠道，对外宣传，我们自己出的杂志就很重要。当时《人民中国》有日文版、英文版和印尼文版。周总理、廖承志他们懂得怎么对外宣传，不是空喊口号，要讲事实，讲道理，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不是假大空，穿靴戴帽那些。我们还有日本专家呢，他们也提意见，说应该怎样，很注意要实事求是。那时有人到农村去拍农民——农民下地不是穿着补丁衣服吗？就让他们换衣服，结果都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我们的日本读者就反映了，中国人怎么会是这样下地呢？我们日本农民都是穿着破旧的衣服下地干活。
黄祥坤看照片也是，摆拍的他就放到一边去，也不解释，就说这个不好。当然弄虚作假的照片我们杂志也用过，因为照片不全是我们自己拍的。那时我拍了很多生活的题材，很具体，很生活。绣花鞋出口到日本，我就到南方，到村里去拍小姑娘怎么绣花。还有景德镇、茅台镇，都一个一个去拍。
比如拍“背篓商店”，周口店有个供销社为山区农民服务，就像《新货郎》那个歌唱的一样，以物换物，背去煤油等等，换回干果什么的，我就跟着他走拍这个过程。
还有冬储大白菜，那时有“白菜办”，公社田头堆着的白菜，满街拉白菜的大卡车，而且不能随便买，得一级菜二级菜搭配着买，就得平均分配。现在再看，成计划经济的标本了。
商品经济开展较早时，允许个体户了，就在天安门观礼台的下边，出了个个体小卖部，卖水果饮料。还有天安门广场边上谈恋爱的，下着小雨，打着伞，一对儿挨着一对儿。我的镜头里留有这些影像。
这些都是小镜头小场面，但是现在看很有意思，反映了时代变迁。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外宣工作的需要，所以我的照片中有相当数量的彩色反转片，这是在其他传媒工作的摄影师所不可能做到的，今天看起来弥足珍贵。
那时我们杂志每期有个舞台专栏，介绍中国的演出，我也拍了好多，人艺的话剧，儿童剧院的演出、京剧、舞蹈……拍样板戏我到样板团里去拍，拍他们练功，浩亮、刘长瑜、袁世海他们怎么开会研究唱腔。
还有很多底片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找不着了，很可惜。我要慢慢整理我经历的、记录的这些，通过图片可以回想起当时的许许多多，让人反思和回味。
（本次采访得到“四月风——实名制摄影圈”罗大卫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图片提供/翁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