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白
越飞否认对华宣言
关于中东铁路的归还，一直是苏俄同北洋政府间的争执焦点，也牵扯出了两个版本的对华宣言。
1920年3月26日，北洋政府正式收到由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原件为法文，并有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杨松的签字，有“证明抄写无误”等字样。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苏俄政府愿将由沙俄政府、克伦斯基政府、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其他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
此后一长段时间里，苏俄政府对这个版本并未否认。直到越飞和加拉罕来华，才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文字。
据当时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在回忆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的情况中说：“以后在苏维埃报刊（《消息报》等）发表的宣言把中东铁路和矿场、林场等的一段完全删除了。可是中国国内收听到的宣言全文内容和苏维埃外交部当时交给我们的那一份俄文稿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后来在中苏会议时，我方根据宣言要求把中东铁路无偿还给中国时，苏方完全否认此项承诺，说宣言里没有这一段话。”
赵莹莹
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孙中山
“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由于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僵持，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于停顿，这使得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变动，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为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相反，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
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才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
1923年1月，越飞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信，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
孙中山对苏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苏联的“一切建议”，并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
从苏联、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相互接触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它虽然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又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与北京政府谈判争取对苏俄的承认，并以中国是否允许外蒙古独立和苏俄在外蒙古驻兵，以及维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作为与中国友好的条件。虽然共产国际、俄共（布）最终支持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国民党力量，但共产国际联孙，与孙中山联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923年8月25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当然，共产国际、苏联与孙中山的联合是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一个致命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和亚洲的进步力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力量的聚合和亚洲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
补白
错版
《共产党宣言》
1920年4月，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里，这本薄薄的小书，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浙江义乌县城的老家柴屋里苦熬了两个月的陈望道，在江南的春寒中，就着昏黄的油灯，对照着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将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第一次介绍给中国读者。
第一版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全文共五十六页，封面上印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的半身水红色人坐像。在坐像上端，赫然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客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以及书名“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仔细查看就能发现，书名被印颠倒了，印成了“言宣党产共”，而这个错误直到1920年8月再版时才得以纠正。
如今，这本被印错的最初版，只存在两本。一本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上盖着“荫良藏印”，荫良，即戴树堂的字，他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本，1975年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 赵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