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两难 红军没有选择外线运动战
国民党军来势汹汹，中共的抉择进退两难。对于知道结果的后人而言，鉴于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在持久消耗的对抗中几无取胜可能，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离开中央苏区，以免陷入持久消耗的泥潭。
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后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不过，在当时，有数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记忆，年轻的中共领导人要做出不战而走的抉择，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担当，需要对敌我双方有十分精准的了解，还需要穿越历史的超越性眼光，坦率地说，如此要求他们，未免有点勉为其难，所以，中共中央做出留在苏区反“围剿”的决策，实在并不让人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失败的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若干年后，邓小平曾从国共相争的大背景，透视过“围剿”与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幕后玄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这是鲜血买来的经验之谈。
突围之路 革命将重新出发
苏维埃革命时期，是中共独立擎起革命旗帜并逐渐走向成长壮大的时代。中国革命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实，如果不是过分执着于结果的话，面对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历史进程，冷静地想一想，中共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军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够坚持达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何况，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热，任何人对于30年代国际国内背景下，红军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江南的可能命运，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不那么乐观的预判。中共和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论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30年代中期，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显弱化，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
苏维埃革命时期，每一代革命者都付出了辛劳、汗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己的困难、局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革命者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又历史地受到时势、环境的制约：国内的、国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央苏区后期，诸多的不利因素共同挤迫着中国革命。这些当年为了生存和理想揭竿而起，意气风发中还略带青涩的革命者们，暂时尚难以与占据着天时地利又正处盛年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抗衡，出走，虽不得已却仍属十分明智的选择。随着1934年6月共产国际批准中共的长征动议，到10月秋风凉时中央红军正式转移，革命，暂时迎来了自己的萧瑟之秋。不过，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在中共突围的路途上，革命将再次振作、重新出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补白
苏区货币
也“打假”
苏区成立伊始，尽管各地银行发行的货币信用良好，但由于币种繁杂，不能兑换流通。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便开始发行统一的苏维埃货币。新发行的货币分为一元、二角、一角、五分等几种，后又加印了五角的纸币。
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在瑞金羊溪村开办造币厂，铸造一元和二角硬币，并大量铸造能在白区流通的“大头洋”、“小头洋”、“老鹰头”等银元。据厂长谢里仁回忆，1932年春，该厂就能每天生产银币一万余元。
苏维埃货币的成功流通，也让伪造苏维埃货币、扰乱苏区金融市场成为阶级敌人破坏苏区的一种手段。据《共和国之根》记述，1933年春，中央苏区会昌、寻乌两县一度出现伪造的苏维埃银毫流通，扰乱苏区金融秩序。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指示中央造币厂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伪造银毫的办法，以堵塞假币在苏区流通。结果查明，此假币系会昌县筠门岭一个土匪制造出来的。国家政治保卫队立即派出兵力，一举端掉了这个造假窝点。
苏维埃
整治贪腐
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毕竟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伴随创立而来的，除了发展也有腐朽。贪污浪费等现象，随之而生。
1932年的《红色中华》报，曾披露和批评了不少苏区贪污浪费的现象。如兴国、万泰、赣县等县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八包。诸如此类的很多，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啊！”
再比如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旗子就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用去了一块二毛四，买日历一买十本，用去了三块多大洋，一个月洋蜡就点了三十包。这大概是政治保卫分局的负责同志，认为没有漂亮的旗子，好看的手枪丝带，不足显示保卫局的特别威风！”
为整顿这些贪腐现象，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严重斗争任务。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查处了四起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开了“杀戒”，显示了反腐的决心。最大的贪污案件于都事件，更被称为“惊天第一案”（《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
本报记者 吴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