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作者熊召政:不能娱乐致死 时代需要英雄

　　2014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对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说：你的《张居正》我很爱看，希望你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熊召政回答：我正在写一部新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会比《张居正》更好。习总书记说：好，我等着看你的新作。

　　2015年10月15日，正值大金建国900周年，恰好与习总书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相距整一年，熊召政的多卷本历史小说《大金王朝》第一卷《北方的王者》出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新书首发式。仅仅为这第一卷，熊召政就花费了3年时间，在大金遗址上行走了3万公里，翻阅了300册史料研究中国中世纪时期的历史。

　　无数的史料和文物，让熊召政摆脱了狭隘的民族历史观，能够正视辽宋金的时代风云。他描述了辽与北宋的文明在金国的弯刀铁骑下覆灭的根本原因——实干兴邦，娱乐致死。他深知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娱乐发达、思考渐退的今天，写历史小说最弥足珍贵的品质便是以史为鉴。因此，他认为他的《大金王朝》，书写的是一部关于王者与亡者的家国启示录。

　　新书首发式甫一开始，熊召政就迫不及待地对自己的写作思路做了一个阐述，像是一位匠人，向大家自豪地展示打磨数年的稀世珍宝：

　　以作家的使命感来纠正国家民族出现的问题

　　每一次，腐败的中央政权，一旦发生信仰危机，总有一支铁骑从东北或西北，向中原万马奔腾而来，使汉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继续强大，生生不息，所以五千年文化不断不只是汉人的功劳。北宋有80万正规军，辽有30万铁骑，完颜阿骨打只有1500万牧民，他们骑着自己的马，从每个地方赶到阿城的皇帝寨，响应酋长的任务，没有正规军，都是猎人和牧民，发展为东路军3万，西路军3万，最终打下了汴京。对中原人来说，这永远是历史的创痛。

　　《大金王朝》第一卷写的是今天的北京，那时叫辽东京，也叫燕京。我写金从关沟向居庸关进攻时的历史。处理这些素材时，我要翻越很多心理上的障碍。汉人无能吗？汉人不是无能，是因为当政者错误的国策。北宋当时的GPD在全世界无与伦比，占一多半。当时的发明创造，比如《清明上河图》的无孔桥、热水瓶、各门各类的山水画、瘦金体。1101年宋徽宗登基，这一年苏东坡去世。此前民族崇拜英雄，英雄是苏东坡。宋徽宗登基后风气柔弱不堪，取代苏东坡成为英雄的是李清照，“凄凄惨惨凄凄”，这种声音传递出去的是奢侈、浮华、浅吟低唱。有智者说了16字：黄口小儿旦习歌舞，斑白老人不识兵器。整个国家没有英雄之气了。一个国家没有英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产生英雄的土壤。英雄谢幕，小人就会粉墨登场。这就是北宋亡国的真正原因。不是女真的铁骑厉害，而是我们的腐败使兵不思战、将不思服务国家，哪怕武装到牙齿都会亡国。GDP上去了就会强国的逻辑是不成立的，最强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英雄，国家才会强大。

　　6年前定了这个主题，没想到3年前，习总书记上任后大力反腐。可喜的是，反腐风气自上而下，反腐风俗自下而上，风俗风气相为激荡，是为风尚。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作家必须以我的使命感来纠正国家民族出现的问题，发出一点点作家的声音。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文艺座谈会，听习总书记讲他对文艺的看法，他说文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好的作品太少，有高原没有高峰，他提出很多批评和希望，比如说文艺不能离开人民，人民也需要文艺。苏东坡的文艺也是文艺，李清照的文艺也是文艺，关键是怎样传递健康的文艺。我们的电视台培养了很多看家长里短的观众，习总书记是呼唤健康的文艺，把硬朗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呼唤回来。

　　一年后我拿出这样一本书，为文艺拿出答卷，是好是坏，我相信读者会做出评判。

　　A 以中华民族历史观看中华民族兴亡

　　山西晚报：为写这本书，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吧？

　　熊召政：在写《大金王朝》之前，第一阶段是花时间研究辽史、宋史、金史，自认为有了历史主要线索人物之后，第二阶段是实地查看当时发生战争的地方、历史遗迹，比如民居、寺庙、道观等，准备工作的量确实很大。

　　山西晚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写这个有些短的朝代？

　　熊召政：意义不在于长短。大家对宋非常了解，我想从金来反衬宋的文明程度，以及财富充裕程度。另外，这个文明程度极高的宋王朝为什么只有一百来年就灭亡了？我通过金来写，因为过去我们拥有的是以汉人为主的历史观，岳飞作为民族抗金英雄，就是汉族历史观，不是中华民族历史观。二者有关联，又不相同，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我想让读者记住大三国时代，了解辽金宋的文化、宗教、政治、军事、民风、各方面的特点，政权更迭的原因。

　　山西晚报：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熊召政：宋朝无论从GDP还是从文化指标来看，它不仅在中华大地上，在世界范围也是最高的，为什么不堪一击？为什么败在只有6万军的金人手下？因为金是健康的人民和朝廷，而宋充满奢侈的生活风气，辽的天祚帝和宋的宋徽宗都沉湎于生活享受，皇帝是国家的灵魂，他生活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和他所领导下的时代，娱乐占了上风，最终他们付出了亡国的代价。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都有英雄主义的诉求，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硬朗，可以过很好很幸福的生活，但不忘我们的社会责任，不能丧失忧患意识。

　　山西晚报：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英雄。

　　熊召政：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宋徽宗是1101年登基的，这一年也是苏东坡去世的年份。英雄谢幕，纨袴子弟上台。苏东坡之后是李清照，李清照不是不好，现在的一些每天只唱靡靡之音的艺人不是不好，但他们的位置一定不应该是万人注目的位置，不应该是英雄的位置。

　　山西晚报：是什么让你有了这样的感悟？

　　熊召政：我去过宋帝被软禁的地窖，也看过《东京梦华录》，皇帝成为囚徒，是娱乐致死付出了代价。不是游牧民族战胜了农耕民族，不是野蛮战胜了文明，而是英雄战胜了娱乐。

　　B 站在时间外俯瞰再将感受告诉读者

　　山西晚报：《大金王朝》中真实和虚构各占多少？你希望读者把这书当正史看还是当演义看？

　　熊召政：回答这个问题有些费劲，它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真实的历史线索是主干，在大的人物框架里，我正视历史。但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历史上没有记载，因为史学很干巴，变成文学著作就要填上血肉，就免不了虚构。但，历史的真实取决于细节，考证的结论附着在人物事件的描写上就是有力量的。史学的历史在真实，文学的力量在于人物的再生。

　　山西晚报：书中的重点人物完颜阿骨打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熊召政：更加有血有肉。看一看我们少数民族的皇帝，是在大家不经意间登上历史舞台的，大家没有欢呼，只有怀疑、蔑视，他却在大家不看好的时候横扫千军如卷席，他的英雄情结表现在一举一动中，而不是口号上。我写他，是想让大家看到他是怎样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

　　山西晚报：后面还有几卷准备出版？

　　熊召政：第二卷《降龙的骑士》，写燕云十六州的谈判；第三卷《帝国的陷落》，写徽、钦二帝被掳、宋灭亡。

　　山西晚报：《张居正》改编得很成功，《大金王朝》也会被改编吗？

　　熊召政：有人找我谈了，我也在考虑。这部小说算是个冷门，因为我提出了“大三国”的概念。中国二十四史有宋史、金史、辽史，它们同一时段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换一种视角看这个历史，把它改编成影视作品，可能也很好看。

　　山西晚报：感觉你的形象很凝重，几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在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熊召政：一个合理安排时间的人。我不会打牌，不会唱歌，很少应酬，这样就省了很多时间。如果我疲劳，就写写书法，如果在旅途有感而发就写诗，成块的时间我用来写小说、当编剧。人家说你这么多身份，时间够吗？我说，所有的前提是定好自己的身份——书生。书生无论是写剧还是创作、写诗，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古代的书生无有不能。分众传媒就是一个人分成很多身份，很多身份集合起来就是一个身份。

　　山西晚报：在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哪一个时刻最让你觉得接近历史，最让你胸中充满感慨。

　　熊召政：我有一次到辽上京，就是天祚帝打下的辽都城（辽是五京制），我去了后，在一个早上，4点半，起床来到宫殿旧址，等到天亮，只见到一群羊。这是当年辽天祚帝接见大臣的地方，如今成草场了。辽是当年最让宋头疼的，侵占了唐留下的大部分土地。这样强大的王朝，当时的宫殿却成了草场。一时间让人感慨万千。时间可以打败所有的对手，时间也可以洗涤所有恩怨。那时的北京只是陪都，是辽创立的，人口仅10万，今天的北京却已是世界级的繁华都市。最早的开创者的陪都成了繁华都市，而他自己的宫殿却已经荒芜。我就站在时间之外俯瞰这一切，审视这一切，然后把感受告诉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