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万条待查地名条目 北京地名“家底”是如何摸清的

　　到2018年6月，全市240名外业信息采集员、350名内业作业员，将摸清68万余条北京地名的“家底”。这是1949年后第二次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开始于2014年。

　　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承担了东城、西城、朝阳三个区的地名普查工作，有百余人参与其中。距第一次地名普查已有30年，如今摆在他们眼前的待查条目约24万条。而全市现有待查条目总数预估有68万余条，这都有待地名普查工作者一一摸清。

　　拍照不能有人

　　定位外加求证

　　像往常一样，56岁的王宪民穿着朴素的衣衫，斜挎着一只黑色小背包，向检票员出示了自己的公园年卡，走进景山公园。这是他第三次以北京地名普查信息采集员的身份进入这座京城中轴线上的皇家园林。这次，他要遍访园内所有的古建筑。

　　一进公园，王宪民便把平板电脑从挎包掏出，拿在手里。它更为正式的名字是“地名普查信息采集终端”，是专为此次地名普查打造的“定制款”设备，里面预先存储了需要普查的地名条目、地图等相关资料。

　　伴着晨练的音乐声，王宪民像寻常游客那样上山，几分钟后，周赏亭出现在眼前。他举起平板电脑，从不同位置给周赏亭拍了几张照片，“不仅要拍全景，还要拍有代表性的部分”。收工后，他还要再次筛选这些照片。

　　当王宪民又一次点拍照按钮时，两名游客从他身后跑上来闯入了画面。“得，这张照片废了。”他只好站在山路一侧等着上下山的游客走出取景框。这是他经常遇到的情况。在一些游客更多的景点工作时，他也曾请求游客“稍微等一下”。

　　站在周赏亭旁，王宪民核对系统地图上显示的坐标位置，发现其并不准确。“没在建筑的中心点上，得手动挪一下，”说着，他把GPS定位的坐标点拖拽过去，“应该在这儿。”

　　与其他地名条目的普查工作相比，周赏亭的普查工作难度低，容易完成。上一次王宪民到景山公园普查园内商亭时，山脚下一座商亭在条目里叫做“观妙商亭”，后来商亭翻建，名字未再公示，他只好向售货员查证。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工作意图后，售货员告诉他，“这儿就是观妙商亭，营业执照上写着呢。”

　　一靠腿二靠嘴

　　还要有眼力见

　　像王宪民这样，一名采集员和一部平板电脑，便是地名普查末梢的最小工作单元。2015年10月，本市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全面铺开，这40名专门负责“外业”实地走访调查的信息采集员，开始用双脚实打实地走过东城、西城、朝阳三个区的每一条街巷，每人每天要完成一百多条地名信息的核实工作。

　　“一靠腿，二靠嘴。”这被采集员们视作地名普查的“秘诀”。

　　一次，一名采集员用采集终端给一处院门拍照。一个老街坊警惕地问：“干吗呢？”采集员掏出工作证递过去，但他看都没看就说：“你们这个，现在贼踩点儿设备先进了啊，给我们都拍下来了，这是不是还带定位啊？”

　　“好多门牌号、地名来历、当地情况，我们得跟当地人了解，像这样警惕性非常高的大爷大妈，一般只要我们解释清楚了，都很愿意跟我们聊。”郭毅轩，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专业测绘一院职工，此次地名普查外业工作室负责人。长时间的外业工作使他有了不少心得，其中一条便是“要有‘眼力见儿’”，“像那些地上掉了钱、面额小于10块钱都不捡的人，我也不耽误人家工夫了，问不出来什么东西，人家也不愿意跟我聊。”

　　有时也会有些危险。

　　到一些城乡结合部或商户、租户聚集地进行普查时，采集员不光要核对和记录建筑物信息，还要甄别是否违建。“我们不收录违建的数据，因为我们收了等于把它正名了，不可能收，可是我们得问啊。”郭毅轩的同事王超，已经与违建打过多次交道。得知建筑系违建后，他想离开，却被违建“业主”拽住不放，“因为这涉及他的利益，他心说你给我报上去、再给我拆了可怎么办啊，所以就百般阻挠。”

　　还有一次，联防队员不了解情况也不听解释，没收了采集员的平板电脑。采集员在联防队里给区、乡镇、村逐级打电话，才把平板电脑要回来。此前，采集员们已经与这些部门分别做过工作交底和沟通协调。

　　外业走街串巷 内业对比取舍

　　当40名信息采集员走街串巷时，还有60多名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每周工作六天，加班加点地处理着约24万条地名条目。

　　与外业相对，这是“内业”，他们先于外业展开工作，重点是收集和整理地名资料。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人文地理研究院副院长吴飞认为，这关系到地名普查的成败。

　　1979年，几位测绘界的前辈、如今测绘业者口中的“老先生”在仅有人、资料、纸和笔的情况下，完成了北京市第一次地名普查。今天，这些工作成果成了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重要参考资料。“一定程度上而言，二普是在一普的基础上做核实和更新；二普与一普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有信息化的手段。”

　　30年间，北京巨变。来自各级委办局、单位的资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巨大时间跨度中的资料空缺。一些单位的官方网站也是资料的来源。

　　对姜青香而言，这代表着工作的高度繁琐和极度细致。她是地名普查一室的主任，全程参与了该院所有地名条目数据的前期搜集工作。“我们希望能对每条地名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记录，展现它的前世今生，有它的灵魂。”

　　这并非易事。姜青香要先梳理同类地名的概况。据此设计工作流程和相关标准，一份设计书往往要讨论好几版才初步定稿。“作业时，作业员遇到新东西就补充进来，因此要不断增补作业要求、修改设计书，不然同一类地名可能会千差万别。”

　　他们还需根据信息来源的权威度对之进行排序、对比和取舍。不过，作业员打电话核对求证信息时经常被刁难。一次，一名50多岁的作业员放下电话说，自己“血压都上来了”。

　　所有这些资料，正是被预先加载进平板电脑里的待普查条目信息。采集员完成工作后，将搜集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传回给内业端，内业作业员再次进行填写、核对等工作。

　　从内业到外业再回到内业，一条地名的普查工作必须经过这三个主要环节。

　　西城变化最大 朝阳难度最大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地名承载的文化意义。地名普查不光是地理信息的记录，也肩负着文化信息留存和传承的任务。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地名普查，”吴飞说，“它不像人口普查、经济普查那么知名。距离上一次普查的时间间隔太长，在市民中的知名度并不高。”

　　与此同时，北京地名的“家底”正渐渐被摸清。

　　“老宣武的文化纪念地、会馆特别多，粗略统计大概有四五百家，现在起码还挂着会馆名字的一百家都不到，剩下的都拆迁或变大杂院了，是拆迁最厉害的。”郭毅轩介绍。

　　老西城是变化最大的。“北京市在2003年前后，社区居委会做过一次大幅度的合并和调整，相当于社区面积加大了，西城在此基础上合并了街道。现在的西城，包括老宣武，街道却仅有15个，面积都非常大。”

　　老东城“东边受CBD影响较大，新建的大厦蚕食了老街区”，“西边的故居、纪念地、四合院、宅院等保存得相对较多。”

　　老崇文“特点就是公园，比如天坛，同时还有一些区域地名稍微混乱”。

　　普查难度最大的是朝阳区。“因为城乡的变化太快。”至今，郭毅轩都记得到管庄出外业时的情况。根据初期搜集的数据，除企业外，管庄地区的待查地名条目不足千条，而他和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发现，很多村变化巨大，“盖了很多新楼，有的开发成了小区，还新修了很多路。”

　　也有不少老北京人向他们感叹“早就该查地名儿”。王超打小生活在北京，普查过原宣武区后，他觉得，“再不统计就来不及了，等再过三十多年，又一代人过去了。那时候，这些老会馆老地名可能连渣儿都不剩了。”

　　至今，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有百余名职工参与到东城、西城、朝阳三个区的地名普查工作中。

　　到2018年6月，全市240名外业信息采集员、350名内业作业员，将摸清68万余条北京地名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