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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的读书生活:喜欢在山林或寺庙中读书

2018年05月18日 13:22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参与互动 

  ◎侯磊

  在唐代,学子们入仕以前,一般都过着艰苦的读书生活。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劝学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这样的观念在唐代是很正统的。当时的书生都是自幼拜师求学,要读的书很多:先是读《孝经》《千字文》来认字(《三字经》《百家姓》为宋人所作),然后通《五经》,还要读各家的注解,比如读《春秋》,就要《公羊》《谷梁》《左传》都读,唐时《二十四史》已经陆续有了前十几部了,也都要熟悉,数量是很大的。

  唐人奋发读书的地点有所不同,他们喜欢在山林或寺庙中读书。根据考证,刘长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读书;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读书;温庭筠、杜牧、杜荀鹤都曾在庐山读书。山里面清静,环境好,可以陶冶情操,诱发诗性。

  深山藏古寺,唐代读书人有与僧人交往的习俗,很多僧人都很有学问,可以与之切磋。同时,寺中的藏经楼往往有很多藏书,比市坊上还要齐全。唐代寺庙拥有大量的地产,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僧人们也乐于让读书人在里面白吃白住,寺庙里每天多一个人和僧人们一起食素,算不上什么开销。唐诗中多见描写风景和寺庙的佳句。唯一倒霉的是诗人王播,他曾经寄居扬州木兰院中读书多年,以至于和尚们在吃饭时都不告诉他。后来王播发达了,特意回到木兰院,在墙壁上题了两首诗来讽刺和尚们的势利。

  当然,这只能算自习,而真正的读书,还是要进正统学校的。

  大唐是正统的王朝,必然是以儒学为正统的朝代。正统的朝代,正统教育必然发达。大唐儒学分为官学和私学,中央、各省、各地都有官学,民间还有富户兴办私学。官学号称“六学二馆”,六学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于国子监;二馆指弘文馆、崇文馆。这都是大唐的最高学府。官学的教师编制,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老师多,管老师的人少。在官学里也有旬假,十天放一天;也有各长达一个月的寒暑假,叫田假和授衣假,分别是农历五月和九月,在庄稼成熟收割和准备越冬衣服的时候放。

  官学是有级别要求的,如国子学只招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太学招五品以上,四门学招七品以上,弘文馆和崇文馆招皇亲国戚,若是“八品以下及庶人通其学者”,只能进书学、算学、律学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是大唐延续魏晋风貌的一面。

  其所学的教材,是儒家的“正经”加“旁经”,正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这大小居然是按照篇幅来分的。大经是《礼记》《左传》,学三年;中经是《诗经》《周礼》《仪礼》,学两年;小经是《周易》《尚书》《公羊》《谷梁》,学一年。凡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生,课程是可以选修的。凡是学二经的,必须选一大经一小经或两中经;学三经的,必选大、中、小各一经; 学五经的,大经必须全学,其余中、小经各一种,比现在大学选修课还细致。旁经是《孝经》《论语》,绝不是不重要,而是唐王朝以孝治天下,并由孝推广至对国家的忠。官学选课如此细致,玄宗作《孝经》注解,唐王朝于开成年间雕《开成石经》,都是对儒学的重视。

  但弘文馆、崇文馆中对学生的要求不如六学中高,仅要求“试取粗通文义”即可。粗通文义是什么水平?《大唐六典》载:

  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

  “经通六,史通三”,这在唐朝也只能算个普通的读书人吧。

  读书人也是要找工作的,既是为解决生计,也是为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做官的途径仅仅有三种:推举、科举、从军。古代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来京赶考的举子一路上骑不起马或驴,都是走着来。如果家在巴蜀甚至岭南,那路上要走两三个月,来回就是五六个月,这样到家待不了俩月又要出门,他们索性在长安不回去了。长安城里长年都寄居着赶考的举子们。

  隋唐以前选拔人才都是通过推举制度,从汉代开始就举孝廉,但这样能选拔的人才毕竟是极少数名气很大的人。李白就是因写诗名气太大而直接被召入宫的,但更多的人还是要通过考试。如果没有科举制度,那么做官还会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这一科考的往往是人的记忆能力,考生能背书就行,考上了也只能担任一些文职小官。整个唐朝“重进士,轻明经”,一般有抱负的人都不屑于考明经。诗人元稹是明经科出身,为此他一生都被人诟病。

  进士一科在初唐时要考策论,中唐开始加考帖经、诗赋,考诗赋的时候会限定题目、字数和韵律,这样能让考生展示才学。后来考试越来越看重诗赋,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科举太难考的一个原因在于:录取人数太少了。包括“诗圣”杜甫在内的很多大诗人,一生都没考上进士。唐代报名参加科考的人多达数千,但每一科也就录取二三十人,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而明代的平均录取率大约为百分之八点五,清代中后期的录取率大约为三十分之一。因此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说,即考明经科三十岁就算老的,而考进士五十还算年轻。在发榜的前一晚,举子们都异常紧张,几乎没有人能够安睡,不是在酒肆里喝得大醉,就是去长安的平康里找妓女。《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情景,早在唐代就埋下了根苗。

  在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有五位年龄很大的考生同时中举,其中曹松五十四岁,王希羽七十三岁,刘象七十岁,柯崇六十四岁,郑希颜五十九岁,五个人加起来有几百岁,时称“五老榜”,也不知是赞扬还是讽刺了。在清代编辑的《全唐诗》中,还把曹松的年纪误记为七十一岁,是嫌他中举时还不够老。不过,曹松倒是有一句诗传世:“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出自他的《己亥岁》。

  即便是这样考,很多人也是考不上的。诗人常建有一首《落第长安》:“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这意思是,我没考上,在这圣明的时代考不上进士真是耻辱啊。我要是回了老家,花草树木连带小鸟都要笑话我,忍了,不回去了。看来常建的运气,确实不大好。钱起在落第后写过一首《长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含义与常建的诗近似,就像一对难兄难弟在隔空唱和一样。开元十五年,常建终于同王昌龄一起中举,有“大历十才子”之称,但平生仍不得志,长期隐居山林,只做过盱眙尉这样不大的官。而盱眙这地方,现在已经是一个小龙虾的盛产地了。

【编辑:姜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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