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借贷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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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借贷那些事儿
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豢养了三千多位食客，其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放债取利息。先秦时期的借贷基本上是信用放款，无抵押品，但有券契。券契分割为两半，债权人和债务人各持半张，到期合券以偿。
公元前256年，周朝末代君主周赧王姬延组织了五千人的军队，联合楚、燕进攻强大的秦国。因为国库空虚，他向国内富人借了一大笔钱做军费。此战因敌众我寡失败了，但富人们看到军队回来了，纷纷手持债券向周赧王讨债。周赧王无钱还债，只好躲到宫后一个高台上避债。周朝人便把这个高台称之为“逃债台”，这也是成语“债台高筑”的来历。
据战国魏李悝的《法经杂法》记载，对欠债到期不还钱的失信行为，要打屁股和坐牢。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国内外贸易发展，借贷行为比较普遍。这时期的放债者除了商人和地主，还出现了高利贷者——专门靠放债牟利的“子钱家”，政府在非常时期会向子钱家或其他私人借钱。
据《史记》记载，汉景帝“七国之乱”爆发时，长安城的将领准备出发东征平叛，向子钱家们借钱充当军费，子钱家们因为当时战局成败不定，都不肯出借，有一位毋盐氏冒险借了1000两金子给汉景帝的军队，利息是1000%，过了三个月，七国之乱被平定了，这让毋盐氏发了大财。
在东汉，因为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有时候也会向私人借钱。据《后汉书·庞参传》记载，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年），东汉帝国与羌人作战，军费大增，加上连年欠收，官方积欠私人的债款达几十亿之多。汉顺帝刘保永和六年（141年），皇帝下诏向富裕的百姓借钱，“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每家借一千。
大唐帝国对内、对外的商业发达，出现了各种信用业务。一是柜坊（附寄铺），专为人接受、保管财物，客户可以凭“书帖”（支票）或其他信物从柜坊取钱；二是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由以下几种人组成：富商、富裕的和尚、道士、豪吏；三是公廨钱部门，唐朝各府县设有公廨钱部门，负责放债取利息，以作为官府的办公经费、官吏的津贴；四是质库，相当于后来的当铺，办理抵押贷款业务。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征的玄孙魏稠曾经以祖传的房屋做抵押，向当铺借钱2000缗。
宋代的信用制度承袭唐朝的制度，形式上和唐朝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其规模和程度都比前者发达，质库在各地分布十分普遍。
金朝的典当事业，既有民营也有官营。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1173年），因为民间质典利息太高，下令在中都（今河南开封）、东平、真定等处，设置质典库，称为“流泉”，抵押款照抵押物的七成估价，月息一分，过了25个月不赎回，就下架质押的物品（死当）出卖。这对民营典当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官办事业存在衙门作风，要求抵押贷款的小民常被勒索，且官典仅设在几个重要城镇，无法满足各地的需求，所以老百姓为了解燃眉之急，仍要忍受五到八分的高利贷盘剥。
元代四方用兵，赋税沉重，债主便趁机提高利息，很多是月息八分，一年翻一倍，俗称“羊羔息”。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下诏重申民间借贷限收息三分，就算超过年限，最多以一本一利为原则。但高利贷者利用“本利相侔”（本利相等）的原则，每次放款总要本利对倍，逾期就要债务人另立新的借条，这就成为复利息了。债务人不能偿还时，债主便侵占其财产，掠夺其子女为奴。
明朝的当铺名称达十几种之多，如解库、解铺、典库、典铺、解典库、解当铺、当铺、质库、质铺、印子铺等，典当的数目、资本额都十分壮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仅河南省便有230家当铺。典当业经营者从过去的官僚、地主转变为商人为主要力量，其主要业务有：接当和放款，相当于现在的抵押贷款。
明初的沈万三是著名的高利贷者，民间传说他有个聚宝盆，投入一锭银子，就能陆续取出无数锭的银子来，形象地说明他进行高利盘剥的“法术”。大太监刘瑾和大贪官严嵩、严世蕃，除了经营当铺和开其他店铺，其“账房”也直接进行信用放贷，向其借钱的多为各种官吏，供其向上级行贿或向朝廷贡献之用，当然也有一些商人为一时急需而告贷的。
明朝放款的利息一般是月息二三分到五分。《大明律》虽然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收利不得超过三分，每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但实际上，当铺赚的不仅是利息，当物到期不能赎回，则成为“死当”，必须归当铺处理，这项额外利益常倍于放款利息。所谓不超过一本一利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明代除了典当业和私人放贷业十分活跃，还出现了钱庄。到了明末，钱庄已经成为主要的信用机构了。钱庄积极揽作放款，对顾客提供用款便利，但钱庄的放款数额不大，多数是提供给个人消费。
清代票号按地域分为山西票号和南帮票号。前者比较著名的有蔚字五联、合盛元、志成信等，到咸丰十年（1860年），山西票号有17家，分为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帮；同治年间（1862—1874年），江浙商人也开设票号，他们即为南帮票号。山西票号每家每年的利润大约都在其资本额的两三倍以上，是当时获利最多的金融机构。
（作者系福建省作协会员）
赖晨
赖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