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拒接56个孩子溺亡电话 老百姓为何“老不信”？

　　老百姓为何变成“老不信”

　　在武汉上学的男青年迟某大前天玩水时溺水不治身亡，迟某的几名同学给其远在福建的父亲及其他亲属先后打了五十几个电话，“可对方就是不相信”。好在迟某的同学并未因此放弃，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在报出了迟某的出生地、出生年月及部分亲属的名字后，终于让迟某“半信半疑”的堂哥决定致电其身在武汉的妹妹，要她前去确认一下是否属实，才终于避免尸体“无人认领”的尴尬。

　　如果不是堂哥的妹妹身在武汉、路程不远，同学们将真实信息成功“送达”的坚持不懈不知还要经过怎样的周折。而3个月前同样是在武汉，为了把市民捡到的钱包交还给失主小陈，民警杨四发给失主的多名关联人打了20多个电话，都被误认为是骗子。这样的新闻，难免让人啼笑皆非。为何咱老百姓，都变成了“老不信”？

　　客观上，类似骗局太多，让人们不得不有所戒备和防范。由于个人信息被盗卖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垃圾短信、诈骗电话常有，无良商家和无法骗子的骚扰和侵袭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指望我们相信一个陌生人的来电？就此而言，第一反应选择“不信”也情有可原。

　　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的“熟人社会”正逐渐被一个甚至跟隔壁邻居都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社会”取代，人们渐渐习惯了对陌生人保持谨慎甚至戒备。社会互信的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诸如失德官员违纪违法、干部提拔暗箱操作、三公经费不公开透明、听证会民众被代表等造成的负面效应，也一定程度对政府公信和社会风气造成了戕害。

　　在“溺亡者家人坚信50多个通报电话是行骗”和“警察20多个电话都被失主误认是骗子”的背后，虽然最终都避免了“不信”，当事人也并未因此受到伤害造成损失，只是等来真相的时间稍微晚些。但一个事实是：因为这种诚信缺失、信任下降、人际疏离，无形中让我们增加了各种社会成本——生活成本、生存成本、消费成本、交易成本等的支出，由此带来的社会运行效率降低、办事难度上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并不亚于前者的危害。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一个信守承诺富有公信的政府，对社会风气的示范作用和标杆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反之，带来的损害也极具杀伤性。

　　“狼来了”的典故我们都耳熟能详，而现实版的“狼来了”仍隔三差五在我们身边上演。即使在当下，这一经典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镜鉴价值。

　　如何避免社会陷入信任危机？仅靠道德约束恐怕还远远不够。重建并夯实社会诚信的基石，每个人都责无旁贷。从立法等各个层面加强对个人信息等隐私的保护，严厉打击尤其是基于现代通讯手段的各种诈骗行为，不可或缺。政府部门能否率先垂范作出表率，严格杜绝少数失范官员的失信行为，也将很大程度决定能否真正引领社会走向诚实互信。(高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