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公众对科学热情不高系科学家造成(2)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说现在从事科普教育的科学家不多，您怎么看待？

　　林群：我觉得，科普教育本应是科学家的天职，我们归根到底是需要将知识传给下一代的。

　　有些国家，有一种吸引科学家与大众双向交流的机制。科学家为了使社会了解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会主动向公众宣传。为读者写科普文章，在一些科学家中成为惯例。科学家们都觉得有义务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因此也产生了很多世界级科普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法拉第的《蜡烛的故事》、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等。这些书在国外几乎家喻户晓，影响着几代人的成长。

　　在我国，科学家们从事科普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例如，张里千的《正交法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吴文俊的《几何问题的力学证明》、张景中主编的《好玩的数学》、李大潜的《从欧拉的数学直觉谈起》、袁亚湘的《瞎子爬山法》等，都是很优秀的科普作品或演讲。而被评为中国好书之一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凝聚着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辛勤汗水及对科普事业的关爱。

　　谈到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数学圈子里做得最好的就是华罗庚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罗庚在报纸上写了很多数学普及的文章。他还曾到全国各地给几百万人做“两法”演讲——优选法和统筹法。有一次，我搭乘出租车。当司机得知我研究数学，立刻脱口而出：“哦，0.618。”这正是优选法里普及的黄金分割。短短一句话让我非常惊讶，也为“两法”的影响之深远而震撼。一个人能将数学的财富让这么多人分享，是十分了不起的。这也正是科普教育的魅力所在。

　　中国青年报：我们应该如何鼓励更多科学家参与科普呢？

　　林群：首先，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还不完善，仅仅以科研成果衡量科研成绩。而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科学家的工作，无法量化评价，这就很难调动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以我为例，我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科普教育，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但为了职称，我也只能到1993年评上院士之后，才能做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其次，是缺乏投入机制。我国的科研项目投入虽然很大，预算细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但却唯独少了科普经费。目前科学家从事科普只是尽义务，很难申请到经费。

　　第三，现在很多年轻科学家没时间留给自己去思考。要到国内外各地到处跑，去听报告、参加会议。但科普工作恰恰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与回顾。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下一步我国的科普工作该如何发展？

　　林群：恕我直言，科普教育首先必须由科学家来完成。一般人做科普有困难，他们很难让真理露出海面来，也很难把原创性的东西告诉大众。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科普的重任。科普对科学家本人也有益，它能使科学家更好地消化和理解自身的专业。

　　不仅如此，科普教育还要依赖大科学家。当年华罗庚做讲座，全国有百万人在听，我做讲座就只有几十个人，这就是差距。同时，大科学家对于问题理解最透，也才有可能以最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公众。这方面我也做不到。

　　中国青年报：通过近二十年的科普教育，您有怎样的心得？

　　林群：几年前，我把自己的一份科普演讲稿提前发给了北京四中、北京五中等学校200多个中学生。有一名中学生写信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他们看不懂，但他愿意帮我修改。后来，我索性把这个中学生请进了那次科普队伍。很多时候我不讲，而是让他替我讲，这样更有利于同龄人的理解吸收，效果更好。

　　我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我的科普教育能由动漫来实现，数学要能通过小说来传授。一位新当选的院士表示要写一本数学领域的《三国演义》，我很支持，但现在还实现不了。我真心希望全社会能多关注我们，与我们合作。

　　我花了20年总算完成了一门“微积分”。我打算再花20年，进行下一门类整理，那时候我也就100岁了。这项事业，靠我一个人是万万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