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工子弟成家暴重灾区 家务事学校无力介入

　　5月26日，北京丰台青塔春园，2岁和6岁的女童被砍死在家中，疑犯为孩子的母亲。附近居民称，该户人家长期存在家庭暴力。

　　5月29日，江西都昌，一名8岁男童被亲生母亲用菜刀乱砍，头部、脸部等部位共缝合800多针。事发后，男童母亲被警方控制。

　　5月31日，广东东莞，3岁男童因母亲两次殴打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接诊记录显示，头部、胸部、腹部、下肢均有明显瘀伤。警方将该案定性为“虐待儿童案”。

　　今年的儿童节期间，家暴儿童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近期，本报记者调查北京多家小学的数百名孩子，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成为家暴的“重灾区”，儿童受家暴存在难察觉、难介入、难干预的困境，亟待专门立法完善。

　　病房，深夜。

　　梦境中，明晃晃的砍刀让不满11岁的小正印(化名)不停哆嗦。

　　“爸爸，救我。”被吓醒的小正印大喊：“妈妈打我，妈妈杀我，爸爸救我，救我啊！”

　　朱佳文很想抱紧儿子，但儿子身上遍布的伤口拦住了他。

　　解放军304医院内，住院治疗的小正印，头部和双手布满100多道伤口。

　　4月初的一天夜里，母亲挥刀砍向熟睡的小正印和13岁的哥哥，此前不时挂在嘴边的“我要杀了你们两个崽”成为了现实。

　　哥哥失血过多丧命，小正印死里逃生。

　　搁置的危险

　　“我要杀了两个崽”

　　看着儿子，朱佳文自责不已，悲剧原本可避免。

　　重庆梁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常年出门打工的朱佳文一年最多回家3次。妻子留守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种庄稼。

　　平常的电话中，活泼的两个儿子偶尔会跟他讲，“妈妈打我们。”

　　不满意留守生活的妻子情绪失控时，也会对着电话跟朱佳文喊“我要杀了两个崽”。

　　朱佳文回家时，也经常看到妻子“修理”两个调皮的孩子，有时是因去水塘玩、有时是因没按时回家、有时干脆不需要什么理由。

　　“孩子嘛，敲打一下也正常。”那时候，朱佳文觉得一切没什么不妥。

　　妻子性格孤僻，不愿与周围的人来往。年前，朱佳文带妻子做过精神鉴定，曾被诊断有幻想症，这也并未让他联想到孩子的经常被打，直到悲剧发生。

　　一个月之后的5月6日，山西平顺县再发惨案，一名5岁半女童被后母虐待致死，离世时“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悲剧接连上演，人们疑惑：悲剧发生前，真的没有方法保护受家暴的孩子们吗？

　　“尴尬的现状是，除非重伤或致死，侵害儿童才会被追究刑责。”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目前没有预防悲剧的应有机制。”

　　2011年，佟丽华和他的同事针对6年间338起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研统计，撰写了《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

　　报告提及，儿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其他人也多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庭内部事务，通常不会主动报案，因此儿童家庭暴力更具隐蔽性，儿童受家暴存在难察觉、难介入、难干预的困境。

　　危险常被搁置，悲剧时有发生。

　　普遍的挨打

　　“用棍棒皮鞭惩罚”

　　法律对家暴的定义为，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近日，记者对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三至六年级的孩子进行问卷调查。200份有效问卷中，仅有一名孩子“从没挨过打”，13名孩子“经常挨打，严重时父母会用棍棒、皮鞭责罚”。

　　在北京一家公立学校进行的问卷调查，60名孩子中“从没挨过打”的超过四分之一，但也有两个孩子“经常挨打”。

　　孩子们挨打的原因五花八门，除去贪玩、成绩不好等常见“罪状”，“偷看爸爸的手机报”、“吃饭声音大”、“吵醒妈妈睡觉”都成挨打的理由。

　　《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指出，生活地点、父母结构发生变化的家庭更易发生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53.34%的案件发生在此类家庭中。相较于稳定、健全的家庭，单亲、继亲家庭以及流动、留守儿童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

　　不管是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公办学校的孩子，对于“父母打你时你会如何处理”，没有一人选择“向他人求助”，都集中在“不能跑，跑了打得更狠”和“忍着，等父母情绪平息”。

　　12岁的王吉(化名)是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毫不犹豫地在问卷上选择了“经常挨打”。来北京6年，王吉换了3个学校，转学的理由均是“经常打架，跟同学处不下去”。

　　“我爸打我，同学盯着我的伤口看，我就揍他(同学)。”最狠的一次，他用拳头打破了同学的下颚，“血顺着下巴流，脖子上都是。”王吉平静地说。

　　北京红枫心理咨询中心反家暴项目负责人侯志明称，家庭暴力会导致孩子严重的心理问题，离家出走、打架、自闭、厌学甚至厌世，“最亲的父母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