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谈去行政化:教授安心做学问处长静心搞治理

　　“辞官从教”众人谈

　　——读者来信、来稿摘登

　　11月25日《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职当教授》及后续报道刊发后，读者纷纷给本报特设邮箱来信、来稿，热烈讨论临沂大学的做法，有强烈赞成肯定的，也有表示担忧期待的。本报今天摘发其中几位读者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建议，为全社会思考弱化高校“官本位”、强化“教本位”问题提供一份参考资料。

　　(一)两张绩效考核分配表

　　山东省某高校一位教师给本报发来电子邮件，提供了所在高校的两张绩效考核分配办法表，并希望记者前去调查。

　　山东省某学院绩效考核分配办法(试行)

　　(二)“官本位”是影响高等教育的重大问题

　　江苏苏州市读者汪祖民：《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职当教授》一文触及到当今影响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全国各地高校近年来进行了一些试验，但并没有成功经验，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苏州某学院有些教授是在管理岗位上工作，但大多数教授还是在教学第一线，尽管他们的收入不如处长、院长，甚至连科长也不如，也得屈尊就卑，忍辱负重。学校更多的是连中级职称也没有的人当处长或者科长，教授们想办点事情，还需要看这些人的脸色。许多教授连一个工作室也没有，连一张办公桌也没有，可行政管理人员，例如主任、科长什么的是有专用办公室的，设施好，空调传真什么都有。副处长、副院长的管理津贴达到12000元，科长、主任也有6000多元，还有电话费用、值班费用。另外，有关学术资源、科研资源等物质资源的分配就是掌握在这些官员的手中，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高等教育成败如何，既需要优秀的管理人才，更需要教育家！教授、专家当处长没有什么不妥当，不妥当的是外行人当处长、院长，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核心所在！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基础教研部主任、副教授于群：看到《光明日报》的系列报道后，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25年的教育工作者感到由衷的欣喜。高校官本位思想浓厚，已严重制约了高校教师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一些青年教师中形成了只有行政职务晋升才是成长进步，做教学科研是没本事人的选择的错误认识。临沂大学的四个导向改革，给多年沉寂的高校管理改革带了好头，完全称得上是破冰之旅。高校要回归其本位，就必须真正提高教师的地位和肯定教师的贡献，弱化行政管理的权力，资源、待遇和荣誉向教师倾斜，使教学岗位成为高校中优秀人才聚集的地方。

　　(三)提高教师话语权——大学回归“学本位”的关键

　　河北联合大学社科部教授吴继轩：大学“官本位”的形成及其强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大学行政官员在对事关学校发展尤其是教工利益分配等重大问题决策时具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决定权，由此使得大学教师凡有成就者都一心盼望着转向行政管理岗位，从而有可能为自己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和精神满足。

　　高校“官本位”的强化有多方面的危害：一是进一步强化了大学教师“官本位”意识，弱化了“学本位”观念，使得高校官僚化现象更加严重，不利于高校学术氛围形成；二是使得高校教学科研几乎完全从属于行政管理之下，高校内的一些优秀教育资源更多地流向了行政管理岗位，不利于高校教学科研发展，相应地也制约乃至阻滞了大学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教师教学科研的工作积极性，许多人只能是被动地应付学校分配的教学科研任务，教学科研工作难以出现突破性的创新成就。

　　让大学回归“学本位”的关键，在于真正提高高校教师尤其是高级职称教师在事关学校发展、教工利益分配等重大问题中的话语权，切实建立起以教师为核心、以业绩为导向的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体制，引导高校更多的专家、教授深入教学科研一线，勤勤恳恳教学生，踏踏实实做学问，专心致志搞科研。为此，一要建立健全高校教授参与校务讨论决策机制，二要建立完善以教学科研工作业绩为主要导向的高校管理评价机制，三要切实提高教师地位，增强教师优越感和成就感。

　　(四)让教授们安心做学问，处长们静心搞治理

　　东北师范大学政策研究室严蔚刚：破除高校“官本位”是一个系统工程，重点在于解决大学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来稀释“官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师生民主监督。这样“官”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目前一些高校积极探索的“教授治学”的一系列委员会制度，无疑都是对“官权”的极大弱化。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实行“一人一岗”，尽量避免“双肩挑”。“双肩挑”不仅因为时间精力投入不足而使学术和管理两方面都受影响，而且还很可能发生因为个人学术利益而与其他教师争利的问题。现在一些知名大学的校长已经公开承诺不再“双肩挑”，开始走职业化校长之路，处长们也应该如此。

　　破除“官本位”并不是不要“官”了，处长们的岗位仍然非常重要。能把一个学校的教学工作或者学科工作治理好，能把一个学院带上高速健康发展的轨道，贡献不一定就比做教授贡献小。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制度环境让大家各得其所，教授们安心做学问，处长们静心搞治理。

　　(五)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张聪：在现行的高校行政管理格局中，处长可谓不小的“官”，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官从教”的报道自然在近几天引起了网络热议。八位处长没有沿着行政管理的工作岗位接续职业发展，而是重返教学和科研一线。退出繁忙的行政事务，回归到相对冷清的教学、科研一线，我们不禁要问：促成“辞官从教”的真正动因何在？

　　不难发现，在“辞官从教”背后是临沂大学“出台了导向教学和科研一线”的优厚政策以及“导向教学、导向高层次人才”的基本原则。政策和原则的变动连接着利益的匹配，进而引发资源的重组——优势资源高度富集，竞争意识不断强化。这些政策和原则的出台充分体现出高校的本位功能：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其贯彻和落实不仅成为学校内部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助推器，而且能够进一步生成学校内涵式发展的真正动力。临沂大学在学校内部组织机构上所进行的这种探索不仅是对传统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一种革新，而且也是转变高校发展方式的一次深刻实践。处长“辞官从教”仅仅是变化的开端，更为深刻的是学校发展理念、运行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近年来，“去行政化”成为高校内部机构改革的关键词，但能够有多名处长真正而彻底地“辞官从教”确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处长们主动“辞官从教”现象，无疑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

　　(六)大学的风向标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甘肃省兰州市第十中学汉语教师马得清：2012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已经在中国知识界火爆了两次，一次是8月27日重磅推出的《透视职称评审制度系列报道》，另一次就是当下正在引起巨大震撼的“临沂大学辞官当教授现象”的连续报道。不当处长当副教授、教授，这在当代大学浓烈的官本位文化氛围里，的确还是很稀奇的现象，这昭示大学价值的本质就是学术价值，而绝不是行政价值。谁选择了学术道路，谁才是选择了真正的大学道路。

　　笔者希望，光明日报当就此抓住机遇，深入进行中国大学改革的报道，以此促使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大学的校长们用行动投身大学改革，引领大学迈出深化改革的实质性步子。千说万说，还是要大学校长们能否让自己的思想回到大师论、回到学问本位，不能一边享受副部级、局级、副局级行政级别的好处，一边只是等待主管部门的政策恩赐。

　　鲁东大学副教授、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刘国明：从深圳40名教授竞争1名处长，到山东临沂8位处级干部“辞官从教”，大学的风向标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世界著名大学的发展史都闪耀着一串串教授的名字。教授因其学术成就成为大学的脊梁，学术上的事理应让教授自己做主。徐显明校长在山东大学首届终身教授聘任仪式上说：“大学如果有舞台的话，舞台上的主角永远是我们的教师；如果舞台上有聚光灯的话，这个灯光始终要投向教书育人的教师。”临沂大学的做法与徐显明的话异曲同工。让我们把有着至高权力的“宙斯”请回神圣的“天国”，当学术主宰大学之时，高等教育腾飞也就为时不远了。(记者马兴宇、刘小兵、彭景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