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前行的中国“通识”

　　中国的通识教育能否撼动本科教育体制，能否形成一整套成熟模式，仍然是个问号

　　“我只能告诉你很好，但是我现在还不想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不太乐意回答记者们关于保研学生去向的提问。他几乎可以预见到，再过一年，最早入学的2009级学生毕业时，媒体将把目光密集投向这里。

　　在他看来，博雅学院的每一次进步都令人欣慰。2012年秋季学期，随着大一新生入学，博雅学院终于成为完整的四年学生建制。此外，学院在中大校园里有了自己的独幢小楼，新招聘的青年教师正式到岗，学生们也从四面八方的宿舍里搬到了一起。

　　还是这个秋季学期，复旦大学全面启动本科生住宿书院建设，以复旦大学老校长的名或字命名的五大住宿书院正式亮相。书院将提供充分的空间，让师生自由互动，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及自我教育。校方表示，住宿书院是复旦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的重要支点之一。

　　还是这个秋季学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前三年知行文科试验班的经验上，将范围扩大到文科范围，继续试办“社会科学试验班”。计划实行一年的通识教育和交叉学科基础教育，第一学年末再在知行文科试验班、经济学、行政管理、心理学、法学等领域双向自主选择专业。

　　东莞理工学院也来“试水”。今年，该校从汉语言文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两个专业选拔出了30人组成了首届人文科学实验班，进行“无专业”的通识学习。

　　通识教育，这个1829年由美国学者正式提出的“general education”现代教育理念，正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日复一日地革新着，然而，至今为止，似乎仍没有一种模式，能够使人信服并产生规模效应。

　　学拉丁语究竟有什么用？

　　“学拉丁语究竟有什么用？”这是博雅学院拉丁语老师王承教最初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他用“惊恐”形容学生初学拉丁文的状态。拉丁文变化繁多，名词有6个格的变化；动词，要分第一二三人称、单复数、还有时态、语态变化……为了对付这门功课，学生们每天要花至少1个小时自学，每堂课都要测试，每月还有测验。

　　繁重的课业，学生们当然想弄明白：学习拉丁文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为此，王承教特地在院刊创刊号《博雅》上撰文回答：“要开拓对西学古典传统的深入理解，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就是必要的基础和手段。”

　　对西方古典传统的重视，是甘阳领导的博雅学院的特色之一。然而，是否有必要将如此多的精力放在西方古典语言、古代经典著作上，教育界存在不同看法。譬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就曾向媒体表示，他认为经典著作不单纯是古希腊、古罗马或春秋战国，还应包括近代经典著作，重点放在15至19世纪以来的、现代学科发育前的经典，“我们不认为古典和近代是对立的，甚至觉得近代比古典更重要。”

　　但在北航校内，对于课程设置取向也有过争议。

　　去年底，在北航高研院内部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研讨会”上，有人将北航的知行文科实验班设计成了“国学院”，有人主张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诗词等美学教育，也有人表示在“感情”上赞成，但“我们今天置身在一个现代世界。如果我们要理解自己，我们就被迫要首先理解西方”，还有人提出，“北航的通识教育课程板块设计，欠缺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方面的东西。”

　　中山大学2012年新生入学交流会上，有位男生也提出类似问题。他喜好IT，但博雅学院课程里，除《文科数学》外与理工科再无瓜葛。

　　“如果什么都办，那我们就是学校而不是学院了。”甘阳这样解释。他也表示，有计划在两年内增加三门理工科课程，不过他有他的选择和“偏见”，“我认为，21世纪重要的是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地理科学。”

　　这三个院系都不在博雅学院所在的南校区。与中大理工科院系不在同一校区，也是学生选修课程的一个现实困难。

　　有时候，有课程，却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在现有教师评价体系下，资金、课题、论文才是评定职称的重点，增加授课时间除了增加老师的负担外，没有任何作用。而通识课程是个缓慢培养的过程，如何吸引到好教师安心教学是首要矛盾。

　　从专业教育中脱胎出来的高校教师，是否有能力开展通识教育，是另一个难题。高全喜院长对此深有感触。他主持聘请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顶尖学者，却始终少一位教授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老师，“我找了3年还没有找到”。

　　课堂呈现因此留下遗憾。

　　比如在经济学部分，学生们深入学习了批判色彩较浓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后，才发现由于课程设置不合理，他们对于批判的对象——各种传统、古典的经济学理论——还没有认知。

　　“因人设课，确实存在着一些随意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通识教育教师表示。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古典语言课程最终在第二学年做出调整。学生只需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选修一门即可。如今，王承教老师也找到了回答“为什么学拉丁语”的更好理由：“学了拉丁语，有利于以后学法语和德语。”

　　所有人的菜单？

　　“实际上这生活并不开心。”博雅学院第一届学生林琳已经大四，回顾大学生活，她有些迷茫。

　　为了留学，她正选修日语。日语还算简单，尤其是与拉丁文、希腊文相比。读大二时，只在语言方面，她每周就有4个课时的《拉丁语进阶》，6个课时的《希腊语》，外加5页英文翻译作业，加上其他课程，“读大学就像读高中一样”。

　　“如果你发现自己很久没有看到喜欢的小说了，长时间埋头于看也看不完的课程资料，那么我想说，恭喜你，欢迎来到博雅学院。”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仪式上，学生代表这样调侃。

　　在北航，知行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们则流传着一个单词：刷夜——形容为了功课熬夜的日子。有一门《中国文明文化史》，同学们被要求从《史记》某章中选择一个议题论述，1000字以内，每周一上课，每周日交作业，但实际上，懵懵懂懂的大一新生常常堆了两三千字还没说清楚。

　　“通识教育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让我沉下心来，看了如果不是在这里、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看的书。”北航大二学生朱子玥指的这些书，是《理想国》《荷马史诗》等西方经典原著，读后“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知”。

　　北航法学院翟志勇老师，为知行实验班的学生们讲授《法理学基础》。他记得，试卷上曾有一道题，讨论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是否公平。法学专业同学大多思路单一：第一种观点，公平，是从保护少数民族发展角度出发；第二种观点，不公平，从人人生而平等的角度出发。

　　接受了一段时间学术训练的实验班同学们，有人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涉及财富、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在该领域，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对待，即为正义”。“这说明他们确实储备了一定的理论资源，”翟志勇老师表示。

　　为此，有些专业课教师规定，课堂讨论时，实验班学生最后一个发言——以防他们一开口，专业院系学生觉得无话可说。

　　这种差距，让通识课程的教师大受鼓舞，博雅学院讲述《史记》的哲学系教师李长春说，“(博雅学院)几年之后足以证明它的成功。用它的学生来证明，不需要其他人说什么。”

　　然而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应这种成功。

　　博雅第一年，有两名学生因不适应而退学；如今毕业在即，也有学生如林琳一样还没有找准专业方向；有一名学生立志学经济，但在博雅学院重人文社科的深厚氛围下，不敢再声张；整个学院一度似乎形成了鄙视商业经济、鄙视就业的风向，以至于甘阳不得不在开学典礼上特别声明：自己及学院对于经济管理类学科没有偏见。

　　“博雅教育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林琳说，“那么多古典课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个人都愿意；或者有这个意愿，来了之后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条件、这个能力，是不是有兴趣。”

　　高度行政化校园里的“怪胎”

　　接受通识教育的大学生们，在校园中仍显得有些神秘而另类。

　　博雅学院学生起初分散住宿，有同学坐在宿舍里，听见外面路人低语：“瞧瞧，这就是博雅学院的人住的！”北航甚至有其他院系老师特意把实验班学生叫到办公室，“就是想看看实验班学生是什么样子的”。

　　承担通识教育的学院，跻身于专业院系之间，也有类似的境遇。它们通常需要得到各专业院系的配合，然而长期高度行政化的大学校园往往不适宜这个“怪胎”生长。

　　在开学典礼上，甘阳面对校方代表、各兄弟院系代表，特意公开提出一项“太过微小”的要求：“教师过来上课，希望兄弟院系能记上工作量。”还有一次，甘阳打算将一位全国击剑冠军招入学院，但手续进行到最后，才发现这位学生不被允许转入博雅，他才又学到一招：名义上只要是中山大学录取的学生都可以进入博雅学院，但还是有例外。

　　“我们会打乱原先很多制度规章，但没有做我就还不懂，现在一年学一样知识。”甘阳笑称，最近刚学习了“保研”和“推免”，等明年第一届学生毕业，他再“学习”如何让孩子们顺利毕业。

　　这过程中，让他最为不满的，是中国高校的资源共享度，为了学生跨系选课事宜，常常要他亲自出马与对方院系协调。

　　他如此自嘲，“做院长这么几年，个人唯一长进是脸皮越来越厚”。一次，为了解决一些琐碎事务，他不得不一直找到校长秘书，对方在他面前直接给有关部门打电话：“难道你们不知道博雅学院的院长是多么讨厌的人吗？你们还不赶快把他搞定！”——推进事务之难，可见一斑。

　　在他强力主导下，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培养体系，被公认带有强烈的“甘阳色彩”。他几乎说得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和爱好，每学期末都安排时间和学生们单独交流，学生的选课单他也要一一过目，各项事务繁冗庞杂。熟悉他的记者表示，这三年来，这位著名学者的头发花白了不少，愈显疲劳。

　　有老师称，如果甘院长出差一周，博雅学院的各项事务就可能停顿。另一个隐忧随之而来，如果甘阳离开博雅，他所建立的这套通识教育体系如何继续？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事业，如何能够做到不因人而兴、因人而衰？

　　北航高研院院长高全喜同样担忧，他主持的北航通识教育实验可能进入一个瓶颈期，各项款项用度，“每次都是校长特批，怎么可以呢？一定要纳入常规性拨款”。然而，常规性拨款又要求评价体系——国家课题、核心期刊、教师职称，“又变成专业性院系了，和通识明明是矛盾的”。

　　眼下，他担心着另一件事。有大四学生即将进入研究生阶段，他希望提请学校批准，也像其他专业院系一样，在高研院内成立研究生学位授予委员会。但他也预想到这一计划将会招致反对——如果高研院把外系优秀的研究生导师都挖走了，其他院系怎么办？

　　“玩玩是可以的，但文科在我们学校还是小萝卜头，怎么能给你多呢？”高全喜院长直言，一旦通识教育尝试需要占用越来越多的资源，肯定会引起其他理工科强势院系的反弹，而这样的反弹将会给支持他的校领导带来压力。

　　种种现实让他断言，目前的通识教育“可以对极度专业化带来的教育弊端有小的矫正，但文理科打通的大范围通识教育仍是不现实的”。

　　“探讨通识教育，一定要放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范围内，不然一定会被边缘化。”翟志勇也在思索着中国通识教育的未来，“在成熟模式出现之前，高校真正能做的通识教育，仍然只是局部。目前所做的这些只是试验，最后必然触及到本科教育体制改革。”(本刊记者/陈薇发自广州、北京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