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大学处长辞官从教 被指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信号(2)

　　“历史负担少，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

　　如果没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临沂大学的改革可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效应，也不会被贴上“去官本位”的标签。

　　“毕竟以前都是几十个教授争着干处长，现在一下子8个处长辞职当老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临沂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张洪高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却认为，不要看到8位处长转岗，就为去行政化叫好。他说，评价一所大学是否回归教育、学术本位，关键要看学校的教育与学术决策机制，是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还是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决策。“就这一点而言，虽然临沂大学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但并没有看到这所大学对教育与学术管理机制进行改革。”

　　毕竟，如果没有8位处长辞官，临沂大学改革也可以仅仅被看作“给人才开辟了一条业务通道”。　

　　实际上，临沂大学大幅提高教授待遇只是改革的第一步。

　　临沂大学党委书记丁凤云透露，临沂大学已经开始推进“教授治学”。临沂大学已逐步放权给二级学院、科研院所，“把决策权、发展权、财产权、人事权、资产权这五权都放下去了。”在王焕全看来，这需要相当大的魄力，“二级学院院长人、财、物的权力都有了，可以自行管理科级及以下干部。”

　　作为与此对应的约束手段，临沂大学计划在各个学院建立教授委员会，学院院长不兼任教授委员会负责人，包括申报课题项目、教授评价、评选名师等事项，都必须通过教授委员会来决策。

　　为鼓励院长放权，校长韩延明主动退出了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改由学校公认学术水平最高的一位教授担任。巩庆毅认为，校长此举树立了榜样，“为进行深层次改革减轻了阻力。”

　　临沂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设计已经启动，目前正征集老师意见。该校理学院教授傅尊伟向本报记者表示，教授委员会作为改革的制度性保障，必将触动行政领导的利益，“如果教授的看法和行政领导不一致，就会产生博弈。”这位青年教授期待，教授的话语权能够得到肯定，“这能稀释官权，干不干处长就无所谓了。”

　　位列“985”高校的中南大学正在进行的改革，与临沂大学多有相似。根据校长张尧学推行的改革新政，以后二级学院在决定人事、学术、资源分配事项时，不能只靠院务会或者党政联席会来决定，而是要先通过相应的教授委员会。

　　为防止教授委员会变成小团体利益代言工具，中南大学还重新设计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规定教授委员会成员两年一届，届满后改选三分之一，委员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样做的好处是，“委员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忌讳，因为你这届搞得太过分了，当你在下一届不当委员时，别的委员可能也会整你。”

　　但改革越往深处走，遇到的阻力也必然越大。

　　2010年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高调宣布制定大学章程，进行去行政化改革，但推行却十分艰难。

　　按照这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设想，《复旦大学章程》将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他的改革同样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强化了这两个委员会的权威，它们可以就某个问题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只是，这一系列改革设想很快陷入沉寂。

　　面对复旦的“前车之鉴”，熊丙奇认为，相比“985”、“211”高校，临沂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相对容易，虽然“985高校、211院校的行动更具示范价值”。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谈及高校改革时曾说，寄希望于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对大学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创新，并不现实。在他看来，名校缺乏改革动力，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导致它们的细微改革都可能面临巨大阻力。

　　而临沂大学这所更名不久的新学校，其相对不出名反而成了优点。张洪高分析，比起北大清华，临沂大学没有它们那么错综复杂的利益，“历史负担少，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很多。”(记者 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