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洋教条” 需倡导中国化

　　马建辉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从我国现代文化发展史来看，每一次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大迸发，都伴随着文风的大变革。文风革新，不仅在形式上解除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形形色色教条的束缚，而且也使人们的思想摆脱了重重羁绊，获得了解放。在作为文化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同样亟须破除教条主义，特别是洋教条主义。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教条化文风在形式上的表现是：一个时期以来的部分学术文章得了母语失语症，语言方式西方化倾向明显，离开西方那套学术话语体系，就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文体表达形式上则形成了一种翻译腔，即本不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文章，可表达形式、话语方式却似蹩脚的译文一般生硬、拗口而晦涩。如果说在上个世纪早期，白话文刚刚出现，人们“别求新声于异邦”，把“欧化语言”看成丰富白话汉语的主要路径，还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汉语已很成熟和发达，已足够表述各种复杂深刻的现代思想，这时还以翻译腔来写作，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就格外突出了。教条化文风在内容上的表现是：对自己认定的所谓理论或学术权威的仰视、攀附和膜拜。对权威们，特别是洋权威的理论或学术观点无条件地认同，并把这些观点囫囵吞枣地搬移到自己的文章中，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本依据。在实际情形跟权威理论相龃龉的地方，就削足适履，宁可牺牲事实，也要维护权威。

　　显然，这种洋八股问题的实质在于脱离实际。因为脱离实际，所以这样的文章愈多，就对现实愈有害，愈会蒙蔽读者，愈会妨害文化创新。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法宝，而把自己困于书卷之中，关进远离本土现实的抽象观念的思辨之中，作茧自缚，那么，就只能是拾人牙慧或做刻舟求剑者的后人了。

　　因此，面对洋教条，改进文风的核心要求应该是永远中国化。这一要求可以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一要时代化，找准自己所处的时间坐标。二要本土化，找准自己所处的空间坐标。三要大众化，因为人民群众的状态、倾向和愿望，是时代和现实的本质所在。民间即实际，没有民间，时间和空间就都是抽象的；民间化，其实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过程，没有民间化，就没有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四要民族化，要有中华民族的精神、作风和气派，民族化要求我们对待外来的思想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始终坚持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