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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诈骗造假手段花样翻新 黑客修改学校官网排名

2013年09月03日 10:51 来源:法制日报 参与互动(0)

  在部属重点大学内租房开设培训班,允诺给予正规本科毕业证书,雇请的老师部分来自该大学,培训学生也住校内宿舍;宣称可以修改艺术类院校考试分数及排名,并允诺“先改分数后付款”……

  这些看起来“很美”的高考招生承诺,最终都美梦破灭。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近年来受理了多起高考招生诈骗案,其中不乏运用黑客等高科技手段迷惑受害人的案例。

  用黑客技术修改学校官网排名

  河南考生谢克今年报考了湖北武汉音乐学院演艺学院的通俗演唱与编导专业。考试成绩出来后,谢克排第300名,录取机会较小。

  4月21日,谢克的父亲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对方声称自己是武汉音乐学院的老师,可以操作参加武汉音乐学院艺术考试的考生专业排名。

  谢克的父亲随即打电话给对方。电话打通后,一名操湖北口音普通话的男子接听,其自称是武汉音乐学院后勤人员,与学校分管艺考的领导关系很好,领导手里有指标。双方约好再联系。

  4月22日,自称是武汉音乐学院老师的男子打电话给谢克父亲。谢克父亲说自己再考虑下。

  4月23日,该男子又致电谢克父亲,说谢克的排名已在网上改动了,让他们到武汉音乐学院的官网上去查。

  谢克一家随即登录武汉音乐学院的官网查看,发现谢克的考试成绩变为86.28分,排名增至第39名。

  看到变动,谢克父亲随后给对方打电话。“对方要我马上汇5万元,不然就会把分数改回去。”谢克父亲说。谢家随后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账号足额汇款。汇款后,对方手机再也打不通。

  4月24日,谢克到武汉音乐学院招生办查询考试成绩,结果发现成绩并未更改。谢家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6月27日,公安机关将涉嫌诈骗犯罪的梁某等3人抓获归案。经查,梁某是湖北天门人,为了赚钱,其通过网络联系黑客,专门入侵艺术类学校官网后台获得考生信息,随后与两名同伙共同操作,向目标对象发送能修改高考分数的短信,利用黑客技术修改分数及排名,并以此收取费用。

  目前,梁某等人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藏身高校允诺安排国企工作

  2006年12月,吴天凤的侄子等5人顺利入读武汉一部属高校的“国际贸易班”。为了获得入学资格,吴天凤费了不少力气。

  2006年,吴天凤通过朋友认识了武汉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蔡某。

  蔡某收购了“武汉长江高级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该校开办在武汉一部属高校内。

  得知以上信息,吴天凤与蔡某交谈,蔡自称其学校的学生是定向生,享受正规普通本科大学的待遇,毕业后由中国石油公司分配安排工作。听说有这等好事,吴天凤就想让侄子等人到蔡某的学校上学。

  2006年7月14日,吴天凤让儿子汇给蔡某10万元。同年10月,蔡某让公司工作人员给了吴天凤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同年12月,吴天凤将5个小孩的剩余学费共49万元汇入蔡某的账户里。

  随后,吴天凤的侄子等5人被蔡某安排到某部属高校上课,其所学课程是大学课程,部分任课教师是该部属高校的老师,上课的教室也是该高校正规学生教室;同时,蔡某还通过关系安排5人入住该高校学生宿舍。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2009年,由于一直没有学籍注册,学生开始担心毕业后难以获得学历证书,遂找蔡某解决。蔡某弄了查学籍的假网站,后被学生识破。收取3.5万元的注册费后,同年8月,蔡某公司给其中一名学生发放了武汉另一部属高校的毕业证。但网上查询不到该证书,亦是伪造。

  得知被骗后,吴天凤等人报警。蔡某潜逃。今年3月22日,蔡某投案自首。

  办案机关查明,2005年至2007年,蔡某以就读部属高校、安排就业等为噱头,先后骗取吴天凤等多名被害人140余万元。

  目前,蔡某已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招生诈骗造假手段花样翻新

  武汉是全国的高校集中区,其中多数高校又集中在武昌区。每年高校招生集中时期,武昌区检察院都会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招生诈骗案例。

  “这些招生诈骗多是利用熟人介绍,称有关系可以办证或者取得入学资格。为骗取受害人信任,他们会带着家长去政府机关找貌似能‘管事’的领导,但又不让考生家长真正见到所谓的领导,通过这些手段造成假象。”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陈骞介绍说,招生诈骗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及侥幸入学的心理而成功作案。

  在陈骞看来,如今,高考招生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已由过去“一对一”演变成如今的“多对一”或“一对多”,而且逐渐出现了黑客技术、群发短信等新手法。

  招生诈骗并不是新名词,为何屡禁难绝?

  陈骞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招生诈骗屡禁难绝,除了很多家长心存侥幸、嫌疑人手段不断翻新外,受害人与嫌疑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的格局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办案。

  “在招生诈骗中,很多承诺都是口头一说,多没有书面协议,很多受害人也不会注意保留联系短信及通话记录等,这给办案带来一定难度。”陈骞说。(见习记者刘志月)

【编辑:王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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