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保护项目：性侵儿童案频发 政府工作不到位

　　性侵儿童案件曝光周期的缩短，让儿童安全基金会女童保护项目对儿童防性侵教育的授课任务更加急迫。

　　儿童安全基金会女童保护项目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已由一年前平均2.92天一起变成了1.9天一起，2014年5月22日之前的一年中，有192起性侵儿童案件曝光。而这些公开曝光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尽管“扑火抢救式”的儿童防性侵授课教育不能杜绝性侵儿童案件的发生，但民间的行动，只能采取目前的急救方法。

　　一堂防性侵课的连锁反应

　　2013年5月似乎是性侵儿童案件的集中爆发期。

　　2013年5月8日，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曝光，当月的20天内，全国范围内曝光了8起性侵儿童案例，性侵者有校长、教师、保安、司机等。

　　在愤怒的同时，身为北京一家媒体时政记者的孙雪梅，也思考着应该做些事情，减少甚至避免对儿童的伤害。她联合北京多位记者，发起保护女童活动，“对于女童来说，性侵这种伤害一生都是无法抹掉的。”孙雪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借助QQ群和微信群，孙雪梅等人联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女记者，发动她们参与儿童安全基金会女童保护项目。项目中的不少女记者是免费午餐的发动者，她们就借助免费午餐项目在云南大理漾濞彝族自治县的资源，在该县三个学校进行第一次防性侵授课。

　　“教案是项目组和专家研讨出来的，也会根据教学实践不断修改。”孙雪梅介绍，教案是按照一节课的标准设计的，努力让小学生在一节课的时间内学到最有效的防性侵的方法。

　　在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授课时，一个小女孩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这把孙雪梅吓蒙了，“那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小女孩曾遭遇过性侵。”

　　孙雪梅课下询问得知，“授课时多次提到的‘爸爸妈妈’触动了小女孩。教案里提到，有人触碰隐私部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出门时要跟爸爸妈妈说等内容，但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她根本见不到他们，所以在课堂上哭了。”

　　这个场景对孙雪梅等人来说触动特别大，女童保护项目随即调整了教案，“不能光说爸爸妈妈，我们就改成了‘遇到事情要及时告诉父母或者其他家人’。”

　　第二个授课地点，孙雪梅选择了贵州习水县。2013年10月18日，她去贵州黔东南采访留守儿童，并带去了保护女童项目制作的“守护童年”宣传折页，希望在那里能安排一堂课，教授留守儿童如何防性侵。

　　在工作过程中，孙雪梅联系了习水县三岔河乡狮子完小的校长，表达了这一意愿，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10月22日在学校食堂授课的场景，让孙雪梅至今仍津津乐道，“全校有200多名学生，校长为让更多学生听到课，将食堂的桌子搬出去，各班级学生带着凳子听课。”

　　狮子完小校长非常支持课堂上讲授防性侵，他告诉孙雪梅，性侵儿童案件的新闻报道不少，但在上健康教育课时，学校老师一直不知如何讲授。孙雪梅讲课结束后，校长把教案留了下来，希望学校老师以后用这个教案给其他孩子授课。

　　孙雪梅的授课被三岔河乡中心小学校长、三岔河乡副乡长得知后，两人特意赶到狮子完小，让孙雪梅无论如何都要去中心小学“留守儿童之家”上一堂课，那里120名学生全是留守儿童，他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知识。

　　也正是由于孙雪梅的这次授课，习水县决定在全县推广儿童防性侵教育。2014年2月，习水县妇联主席邀请孙雪梅回去上课，双方商量在全县推广，县妇联、教育局、团委、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参与，习水县抽掉了各乡镇90多名女教师到县城接受培训。教育局通过网络把教案、PPT等发给各乡镇老师，要求她们回乡镇落实到具体的课堂上。

　　这对孙雪梅来说是兴奋的，因为在她看来，在一个县如此大规模地展开教学，是非常有难度的。此后，女童保护项目先后在广西、湖北等地农村铺开。

　　教案争议

　　女童保护项目和专家组多次论证义务教育阶段防性侵教案。起草的教案经过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等专家历时半年多的40多次修改，最终形成独立的《防性侵教育小学课堂45分钟标准教案》。

　　关于隐私部位学名是否应该出现在教案中的争论也是女童保护项目和专家考虑的。“后来没有采用隐私部位学名，目前国内大多数人谈性色变，尤其家长和老师都可能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根据国际惯用，提出内衣和短裤覆盖的地方属于身体的隐私部位，不能随便让人触碰。”孙雪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像这样的讨论很多。

　　她举例说，“撰写教案的过程中，我们也征询了心理学专家的意见，因为怕给孩子带来心理恐惧，教案不能做成恐怖教育，防性侵教育主要是安全教育，但并不能因此让孩子以后对性或者成年男人恐惧。”

　　孙雪梅说，看似细微的地方，可能会对儿童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比如被性侵是否要大声呼喊，当时争议就比较多。最后他们综合国外儿童防性侵经验等，主张是否大声呼喊要分周围人多和人少两种情况。

　　“人多的地方比如公交车等公共场合，要大声喊叫和严厉拒绝，并向周围人寻求帮助，到达安全地带。而在人少的场合，只有你和对方时，虽要拒绝，但要懂得安全反抗、安全逃脱，一味地大哭大叫可能会激怒对方杀人灭口，威胁到生命。”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教案还根据性侵儿童案例的实际来制定课程。孙雪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2013年—2014年的一个年度内的192起性侵儿童案件中，陌生人犯案仅占38起，绝大多数案件均为不同程度的熟人犯罪。

　　从曝光的案件实施者与受害人的关系看，师生关系占比最高，达42起；邻居关系紧随其后，达36起；网友关系、所在区域保安人员关系10起。“我们在教案中告诉孩子们，不光是陌生人可能侵害你，熟人也可能。所以，如果老师、校长、邻居或者其他你认为权威的人，要触碰你的隐私部位，也属于性侵害，要勇敢拒绝。”孙雪梅说。

　　这只是小学教案起草过程。

　　5月29日，齐鲁晚报记者听取了女童保护项目关于初中学生教案的商讨。针对教案中“堕胎以后长大就不能当妈妈”的描述，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教授刘文利建议，不要使用如此恐吓的态度。

　　“后面还提到青春期发生性关系可能会犯罪，就是把性跟错和罪联系起来，甚至跟一生的不幸联系起来，对孩子教育是不利的。”类似的讨论持续3个小时。

　　许多专家认为，课程安排上只有一节45分钟的教学是不够的，“许多学校教学任务重，不可能抽出这么多时间，我们想在45分钟中教授他们最有用的方法。”孙雪梅说，初中教案的最终敲定需要较长时间，要不断与专家探讨，甚至可能教学实践后再改。

　　参与防止性侵女童教育工作的不只是女童保护项目。北京海淀检察院有一个法制教育基地，“我们编了很多最新性侵案例的手册，就是专门给孩子设置的，把很长的案例变成小案例。”海淀检察院检察官余海燕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刘文利也在北京十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着教学，她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我们设计小学课程，一到六年级是72个课时，每个学期6课时，我们已经做了三年了。”

　　孙雪梅说，虽然大家对教案产生争议，但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教师应该成为教授女童防止性侵的主力。

　　自上而下的标准缺失

　　今年5月29日，女童保护项目发布《2013年—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统计显示，192起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中，至少有106起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留守儿童较多，占总量的55.21%，仅留守老人性侵儿童案件就有16起。

　　“乡镇、农村地区确实是重灾区，习水县留守儿童较多，确实发生过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的事件。”孙雪梅分析认为，一方面是乡镇农村地区的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较为薄弱，另一方面，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也亟待政府部门和民间救助。

　　女童保护项目进行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防性侵教育普遍存在缺失问题。

　　“女童保护项目对235名小学男生、219名小学女生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17.58%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60.88%的孩子不知道何为性教育，21.54%的孩子选择‘似懂非懂(知道一点点)’。”女童保护项目工作人员李婧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受访的父母职业40%是在外打工者，33.48%为农民。

　　7月7日，孙雪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近日发生的性侵案件显示，遭遇性侵的女童多数为留守儿童或者单亲儿童。“这再一次印证，家长保护和知识匮乏的缺失，使得性侵案件多发。”

　　面对“如果遇到有人不经你和家人允许，要摸你或有其他动作时，你知道该如何求助和自救”的问题，有23.6%的孩子选择“不知道”，在选择“会”的76.4%的孩子中，44.3%选择了“大声呼喊”。

　　女童保护项目的工作人员李婧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实际上，性侵犯罪的可能发生地域有公众场所和密闭偏僻场所两类，如果儿童在密闭偏僻场所大声呼喊，可能会导致性侵者临时起意杀害孩子。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授课，儿童对防性侵知识的一知半解，在特定情况下，会危及自身安全，造成恶性后果。

　　女童保护项目认为，政府保护女童的工作做得仍然不到位。2013年性侵儿童案件不断曝光后，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和全国妇联联合出台《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寄宿制学校对女生宿舍实行封闭式管理，要通过课堂教学、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教育女学生了解预防性侵的知识，遭遇性侵犯后懂得如何寻求帮助。

　　因为缺少自上而下的权威教案和标准，使得地方试图推进意见落实却无从着手。

　　其中有两个原因。意见还停留在提倡层面，而不是强制性规定。这导致各地受到客观条件、主观意愿的限制，政策落实程度不一，效果难以保障。孙雪梅向齐鲁晚报记者分析，在多起性侵儿童案件中，学校、家长都没有教授孩子如何防止性侵，“事情持续这么多年，学校竟然毫无举措。”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经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这一领域在全国层面仍为空白。因此，虽然广东等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出台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读本，但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能停留在一地，甚至可能是一届教育部门主管领导的任上。”孙雪梅不无担忧。（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实习生 葛若佳 王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