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高考改革不可被舆论牵着鼻子打摆子(2)

　　同样，二级运动员可以获得加分，各级体育部门在二级运动员的审核上出现很多舞弊，冒出了很多“伪”二级运动员。今年河南、辽宁高考录取暴露出二级运动员作假的丑闻，就是明证。2013年清华大学公开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级运动员加分我们不予考虑，请填报志愿时谨慎考虑。当媒体批判清华大学歧视四川考生时，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于涵理直气壮地公开回应：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四川二级运动员在我们这里检测过关的。清华大学的回应让媒体与社会舆论尴尬地收场。

　　至今，我看到的各种网上的调查，对于保送生与加分政策，持否定意见的比例都高达80%以上，为什么？这些年高考录取改革中，减少保送生，减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绝大多数共识的措施与方向，又为什么？

　　我们不仅仅是诚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作假成本太低。这是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自律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最有效力的是个人签名，不是公章。但我们的现实是什么？

　　当孩子的高考成为家长的头等大事时，各种手段、舞弊便疯狂地渗透进来，单靠教育部门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阻击工作的。

　　国外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国缺乏诚信文化的挑战

　　我至今仍然记得去年湖北高考一个考点，数百名考生与家长在考试结束后围攻监考老师，原因只是监考老师太严了，没收了很多舞弊的工具。最后监考老师在当地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自己舞弊还如此嚣张，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没有了基本的是非，只有私利、私欲。

　　去年韩国曾在托福考试中抓获5名中国的舞弊考生，其中有一名博士生。去韩国考的原因很简单，韩国托福考场监考没有国内严。

　　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一些中国留学生申请的挑战，假材料、假成绩单，让英美大学头疼不已，甚至业界流传一本如何识别中国学生作假的“红宝书”。今年年初，新西兰宣布查实299名中国学生在申请学校时作假，另有1000多人被调查。

　　试想，如果我们真的大规模推广美国模式，强调多元，强调看推荐信，看其他佐证其能力的材料，结果会是什么？很可能会重蹈加分与保送生的覆辙。很多人的成绩单都非常漂亮，每一个的材料都是光鲜的，获奖证书无数，推荐信充满溢美之词，让学校无从辨别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能力的，大多会是非工薪阶层，有钱权交易的资本。作为高考基石的公平，就有可能被彻底摧毁。

　　目前的高考有其不足，比如衡量标准的科学性。但高考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文化，否则，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也更具破坏性。

　　更重要的是，许多理论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响力，危害就更为巨大。因此，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与大V，更需要谨言，不能只是为博名而去骂、去批判。你是专家，更需要对社会负责，否则，与蛊惑造谣的本质区别并不大了。

　　什么是高考改革上最大的实事求是

　　加强考试的区分度是高考改革最现实的一个方向，也是在高考改革上实事求是。

　　鉴于诚信缺失的现实国情，采取多元选拔学生而不危及教育公平这个社会基本准则几乎不可能做到，拿分数作为衡量和选拔学生的标准也就不可避免。如果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么，让高考回归选拔性考试的本质，加大考试的区分度，可能是高考改革最现实的一个办法，也是在现有高考改革方案的框架下，最可能实现的办法。

　　我认为现在高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考试本身的问题，即，选拔性考试变成了水平考试，缺乏有效的区分度。

　　高考作为一个选拔性考试，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考试选拔人，而不是高中毕业的水平考试，不是美国的SAT，是不能比也不应该这样要求的。但最近20余年间，社会舆论与很多专家完全混淆了这两种考试的性质，对高考试题的批判不绝于耳，动辄就批判高考试题超纲，动辄就扣上偏题、怪题、难题的帽子，动辄就把考试难度与学生负担直接等同起来，却忘记了，高考本身的性质与功能。

　　在这些强大的舆论压迫下，高考不得不屈服，不断压缩难度，还出了一份《考试说明》，也就是高考的红宝书，明白告诉家长老师考生，我要考什么。结果是不幸的，分数的区别度越来越低，高分考生遍地都是。1998年，北京有12万左右的考生，理科上600分的752人，但到了2013年，北京考生只有不到7万人，理科600分以上考生却多达9367人，占考生比例为36.42%。2014年，北京理科上600分的考生比例更高达40.59%。

　　上世纪80年代，很多省市高考1分的区别度是几个人，但到现在，则是1分区别几百上千人。去年媒体报道，在河北省一些分数段，1分要区分出2000人。

　　高分考生遍地都是，人人一朵大红花，分数的区分度越来越低，最后陷入分分计较的尴尬境地，反而强化了以刷题为核心的应试教育，学生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反复做题上，高校也难以从中区分选拔出优秀学生。但实际上，600分的学生真的就比599分的更优秀？

　　因此，在以分数作为基本的评价尺子的前提无法改变的背景下，高考亟须改变的是提高分数的区分度。

　　取消《考试说明》，让考试没有样本模式可训练，可追求，加强考试研究与水平，加大考试的难度，加大分数的区别度，对遏制应试教育可能有实质效果，同时，也可以在仍以分数选拔人的大背景下，获得最大的科学性。

　　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可能是最现实的。

　　教育政策不能被舆论牵着鼻子打摆子

　　高考的改革一直在公平与科学之间做艰难的平衡，向公平多走一步，就损害衡量人的尺子的科学性，向科学走一步，就触及公平问题。最后只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找到一个折中办法。

　　同时，任何一个政策、措施，都会有其有利的一面，也会有其不利的一面，家长、考生需要理性面对，媒体也需要理性客观对待，我们需要解决什么核心问题，达到什么目的，不能一边倒地肆意批判其存在的不足，而罔顾有利的一面。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教育与教育政策就会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一会东一会西地打摆子。这10多年在高考改革上，应该说是变化最多最频繁的一个阶段，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防止改革变化过于频繁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每一次的改革变动，都是有巨大成本的，在一定程度上，如果频繁改革，实际上也是在折腾家长，折腾考生，折腾学校。

　　现在所有考试中，教育部门举办的考试是最严肃的，口碑最好的，就在于此。其他一些行业部门举办的考试与考证，直接变成公开收费的屡见不鲜，就是一个明证与铁证。中国如果搞考试社会化，那几乎就是放弃公平。

　　亚洲其他国家的先例也早已告诉我们，哪一个走这条路能走通？

　　(特约撰稿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陈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