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中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近日，审计署将清查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消息引发业界广泛关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民生证券研究所策略研究员李少君8月1日做客中证网《中证面对面》栏目时表示，目前中国的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为彻底化解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问题，未来应加快推进财税、金融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并且应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约束机制。

　　理性看待政府举债

　　中国证券报：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目的是什么？我国政府性负债是否合理？

　　曾刚：现在的确有必要把政府债务的真实情况摸清楚，有利于接下来做一些决策。对于我国的债务水平是否合理，我认为应该理性看待。因为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整个债务总量、负债率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我认为与其看合理与否，不如更应该关注是否能够承受。目前来看，我们的债务水平在可承受的区间。当然，不否认这些债务里面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李少君：此次审计我认为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要摸清家底，此前我们有过摸底，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也一直在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这几年，债务总量情况如何、增速如何、区域分布如何、新增债务情况如何，这些都亟需掌握。

　　第二，给地方政府一个警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存在较旺盛的投资冲动、举债冲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审计摸底是有必要的。其实，地方政府的债务仅仅看它的总量或结构意义不大，关键是债务资金的利用效率到底如何，收益率怎样。钱要用在刀刃上。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2006年到2008年，我们的负债率是在快速往下走。2008年大概在50%左右。但2009年到2010年处在快速上升阶段，大概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不过，我们的债务风险总体还是可控的。从欧洲五国2012年的负债率水平来看，希腊是171%，爱尔兰是118%，相比之下我国还是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中国证券报：近期很多外资机构声称，中国的地方债务总量被严重低估。对此次的审计结果有何预期？

　　曾刚：关于债务规模问题，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算法，现在外资机构是一致看空的，我认为这是不同角度的问题。但是，审计结果应该不会太出人意料。而且具体数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并不意味着它的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另外，现在很多人把地方债务或融资平台“妖魔化”了，一提到地方举债就是有风险。但实际上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地方举债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少君：对于外资机构的研究我们充分尊重，但没必要过分迷信。对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理性和冷静的对待。

　　从目前情况来看，按照民生证券宏观研究所的测算，全国的债务率水平大概在60%左右。其他机构的测算，主要的差异体现在债务主体究竟包括哪些。

　　中国证券报：“摸底”地方政府债务会否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带来挑战？

　　曾刚：我认为“摸底”债务和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并没有直接关系，银行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它实际的贷款项目情况。银行对每个贷款项目都有一整套信贷审批流程，从发起到调查，再到贷前审查、贷后追踪，甚至出现坏账以后的处置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某一个项目本身的风险状况，审计署应该不会比银行了解的更多。审计并不会影响银行贷款项目的整个风险运行状况。

　　李少君：我觉得审计署这个审计实际上是一个事后审查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更大的意义是让商业银行或者学界去了解到底有多少债务。而对于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审计之后的后续政策和处理。

　　而且，如果按行业来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甚至比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不过，我认为一些地方性的尤其是区域性的银行风险值得警惕。

　　财税体制亟待改革

　　中国证券报：解决我国地方债务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曾刚：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和事权不匹配。一些西方国家是联邦制的，地方的州有独立的财权。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并不是独立的联邦体，也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所以就没有独立的财权，但其事权却很大。

　　因此，短期而言，我们要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机制，当然也要注意地方政府的灵活性。长期来看，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按税种的经济属性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其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我们的财政体制不改革，其他的金融问题很难彻底得到解决。

　　李少君：我觉得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应该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考虑。对于存量，即使存量的政府债务不清也不必恐慌，因为我们有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功经验。

　　对于用好增量，地方政府举债的过程中始终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之间应当有一个权衡；第二，某些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和经营效率相对比较低下，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考虑适当引入民资，提高资产经营的效率。　　□本报记者 陈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