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推进结构调整要实现“三个破除”

　　近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正视困难 保持定力前景光明》评论文章，指出“结构调整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只能主动调、主动转。”。这是针对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后，社会各界对未来经济去向何方疑问的回应。

　　事实上，从一季度的情况看，不论是第三产业和新型产业企稳，还是基础设施和消费稳定增长，都显示出转型期“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良好迹象。但由于内部“三期叠加”，外部形势严峻，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难度不小，做好新旧模式的衔接、避免增长“断档”是中短期内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如此宝贵的窗口期，地方政府要负起主体责任，主动适应新常态，实现调整结构，但很多地方政府还在坚持“等、靠、要”的思想，特别是在2013年严厉整顿吏治的情况下，此种“懒政”作风在基层大行其道。

　　在近期“稳增长”战略重要性提升的背景下，稳定房地产、不对地方融资平台强行“抽贷”等政策在很多地方被异化为传统增长思路复归，唯GDP论、土地财政、新区和开发区热又开始冒头了。这种现象显然是要不得的，因此，人民日报文章意在强调地方政府要主动转型。笔者认为，推进地方结构转型需要破除现在普遍存在的三个不良现象。

　　第一个要破除的就是唯GDP论的短视思想。大城市要走上“腾笼换鸟”的转型路径，深圳的经验证明，只有让大量低端企业转移出去，才能腾出宝贵的空间、人力资本，才能给新兴产业、创新驱动成长创造条件。

　　要遵循产业在国内梯次转移的“雁型”模式。沿海大城市转移出的产业，要向内陆腹地中心城市转移，进而打造出中西部、西北部、东北部等几个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目前很多人说我国人工成本太高了，产业应该向国外转移。但是，尽管我国人工成本比东南亚和印度高，但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更为重要的是，在产业转型的过渡期、衔接期、阵痛期，言及传统产业转移至国外还太奢侈，日本失去的“20年”与其产业过快向东南亚转移不无关系。

　　以中部城市郑州为例，富士康从深圳转移至郑州后，郑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很快，郑东新区“鬼城”也实现逆袭。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劳动力结构和土地资源差异较大的国家，可以实现制造业的梯次化发展，这也有望打造以郑州和西安为核心的中西部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进一步强化我国“制造业强国”的地位。

　　第二个要破除的，是政府扶持具体企业的粗暴做法。政府对某类新兴产业的扶持，要通过透明的用地、税收和金融政策，具体企业的生死存亡要由市场决定。对于企业的融资需求，不能再次通过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的模式去解决，要尽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鼓励和扶持草根金融的发展，让他们去决定扶持哪些企业。

　　第三个要破除的，是大量建设形象工程的恶劣做法。相对于锦上添花的大型城市地标项目，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利在长远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地下管网、国土整备、污染治理、基础社会保障、政府公租房等等，这些设施完善了，不仅人口和产业会形成有效集聚，而且工商业经营、个人创业的成本也能有效降低，这些都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