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追随创新的时代过去了

    本报评论员 李杏

    说起创新的紧迫感，有的人颇不以为然。理由是创新的成本太高，失败的风险太大，且让别人去当吃螃蟹的人，我们跟在后面“拿来主义”也不错。

    这种论调确有历史依据。中国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但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样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这也是拉美、亚洲四小龙等后发展地区的共同经验。

    的确，过去创新的成本高，周期长，为追赶者留下了很大的后发空间。工业革命之前，或许落后500年都不是大问题。但现在还抱持这种观点，恐怕就会永远被历史抛在身后。

    数字化时代以来，创新成果的代际更迭早已不能用十年、百年来计算，而是以年、月为单位。就拿大家都熟悉的苹果公司来说，每年都发布创新产品，这就是创新趋势，根本不容你落后，不给你机会追赶。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看到追随创新难以为继，必须自主创新，引领时代。

    不仅创新的周期、频率无限加快，创新的成本其实也越来越低，创新已经越来越不受资源禀赋等条件的束缚，对一个人、一家企业，甚至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来说都是如此。“互联网+”，把人和地方的野心都放大了，过去是不敢做梦，现在就怕不会做梦。一个没有什么专业背景的人，一个过去意义上的偏远地区，也完全有机会成为创新者、创新中心。

    未来，创新就是发展水平的决定力量。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时代的生存逻辑很可能是赢家通吃，决定着财富分配、经济话语权。被淘汰很容易，落后或许意味着差距越来越大。

    对武汉这样一座城市来讲，创新就是何去何从的最大问题。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几个先进标杆，所有城市都具有快速超越的可能。如果我们还满足于现状，津津乐道于传统优势，不思创新，就会陷入比历史上的低谷时期更加尴尬的局面。

    或许我们还没有明确方向，没有成熟的设想，但却不能没有方位，不明大势，更不能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至少我们现在要从认识上统一，不能再做追随创新的白日梦，必须得做勇于创新的梦。我们这样一座大城，没有在国家体系内的创新担当，没有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就没有地位，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