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盲目听从雇主安排成农民工职务犯罪主因

　　从河北农村来到北京后，小张成为一家俱乐部里的普通服务生。虽然知道俱乐部里面有卖淫行为，但他仍然听从主管安排，负责打扫俱乐部走廊卫生，在电梯口和客人打招呼，递送避孕套，最终因其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正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纵使面对法律制裁，小张仍然认为自己并没有做违法的事，很冤枉。”北京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共同对100余名犯罪农民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至少6成以上涉案农民工从事服务行业，因法律意识淡薄构成共同犯罪。农民工职务犯罪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所谓农民工职务犯罪，是指农民工接受雇主安排从事工作，其工作内容本身属于犯罪。“农民工发生职务犯罪盲从性是重要原因之一。”时福茂告诉记者，有的农民工知道其工作内容属于犯罪，仍然听从雇主安排进行工作，有的农民工自己并不知道工作内容属于犯罪行为，只是盲目听从雇主安排。

　　备受媒体关注的保姆因不满雇主欠薪偷窃其天价手机案，亦属于农民工职务犯罪范畴。“这属于私力救济型犯罪。”时福茂表示，工作过程中如果农民工不能正确处理与工作对象的关系，就可能实施犯罪。

　　杨某是一家宾馆服务员，某日工作时，顾客高某执意让杨某提供按摩服务而且不给报酬。一气之下杨某盗走高某价值3.5万余元的首饰。

　　“虽然杨某盗走顾客首饰的价值较高，但更多时候，农民工实施盗窃只是为了拿回自己应得的部分。”时福茂认为，农民工面对雇主欠薪等行为时，不会寻求法律帮助，多习惯以自己的力量通过非法手段解决问题。

　　据统计，在115名犯罪农民工中，多数人初中未毕业。“这个群体大部分人不仅没有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常识，甚至没有接受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时福茂说，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会定期举办法律培训，提高农民工自身依法维权意识，侧重培养其事前预防能力。但时福茂坦陈，来听培训的人并不多，哪怕附赠礼品，效果也不甚理想，大多数农民工更倾向于事后找律师寻求帮助。

　　此外，近年来农民工待遇水平虽有所提升，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等特质，不少维权工作不易开展。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拘留和逮捕的适用率高达94.78%和91.30%，被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只有8.70%和5.22%。

　　时福茂分析，原因主要是农民工属于流动人口，对其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足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采取监视居住的成本比较高，且对农民工适用取保候审往往存在对方难以缴纳足够保证金，或很难找到合适保证人等问题。

　　“农民工犯罪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应当避免对农民工的标签化，防止由此引发司法歧视。”时福茂认为，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

　　本报记者黄洁

　　本报实习生孔一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