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婚姻法》修改：感情破裂条款和军婚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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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生：亲历1980年《婚姻法》修改

　　张稼夫很激动地从会场后面走到前面来，问彭真：“‘感情确已破裂’，彭真同志你手里有没有一把尺子？如果有我就同意。如果没有，那就是法官说了算，我不赞成。”彭真当时就笑了，他说：“你把我问住了。”

　　本刊记者/申欣旺

　　1979年9月底，37岁的张春生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时，对法律可以说一无所知。

　　法制委员会1979年3月成立，彭真任主任，80位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不是中共高级干部，就是资深法学家。百废待兴的海量立法工作，奇缺年轻的办事人员，是否学过法律，就无法强求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0年代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政治理论课教师、此前在街道办事处任副主任的张春生，被调进了法制委员会。

　　张春生来到设在人民大会堂南三楼的法制委员会办公室时，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已有20多个。他们自嘲不是和尚，不懂念经，“剃了个光头就混进来了”。

　　张春生被分配到法制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室，工作主要是抄抄写写、调查研究。就是在这里，他从最初“看着法律条文就犯困”的外行，一路成长，直至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83年法制委员会改名为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长。

　　张春生进入法制委员会之时，正逢《婚姻法》的修改，这成为他法律之路的起点。因而，经过30多年，他对这部法律的立法经过依然记忆清晰，如数家珍。

　　张春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的《婚姻法》中，有4个问题争议最大。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前，法制委员会党组以彭真的名义，专门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胡耀邦率中央书记处讨论后，批准了这个报告。

　　遇罗锦离婚案

　　这4个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离婚问题。

　　离婚问题可以说是这次《婚姻法》修订的直接原因之一。经过10年文革，婚姻家庭领域成为受破坏的重灾区。1978年9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两度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建议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很快，经批准，由全国妇联牵头，组成了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康克清为组长。

　　妇联倾向于对离婚加以限制。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正是因为离婚太自由了，才导致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第三者”现象。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这一离婚条款，在张春生看来，贯彻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可以说离婚很自由，“相当现代，相当人性”。

　　张春生解释，当时做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解放人，尤其是解放妇女，因为那时候男女不平等，提出离婚的大多是妇女。

　　不过，1950年的《婚姻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为离婚设置了一些限制，即需先经调解。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对这一规定有不同意见，为此专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邓颖超反对调解，她的理由是，只要写了调解就可能拿着调解做借口，不许离婚。”张春生说。

　　这一意见最终没有被接受。“调解是为了家庭稳定，为了社会稳定，个人自由和家庭稳定之间需要一定平衡。”张春生这样评价。

　　《婚姻法》所规定的比较自由的离婚条款，帮助当时不计其数的深受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虐待、遗弃之害的当事人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到上世纪70年代末，包办婚姻的问题已经大大改观。

　　但在文革之后的新形势下，离婚自由受到了挑战。

　　遇罗锦离婚案成为冲击社会观念的典型事件。

　　遇罗锦的哥哥是因反对“血统论”而闻名、1970年遇害的遇罗克。受遇罗克牵连，遇罗锦曾因“反动言论”被劳教三年。1978年7月，经人介绍，没有北京户口的遇罗锦和北京一姓蔡的工人结婚。婚后，蔡为妻子的事多方奔走。1979年，遇罗克兄妹均获平反。

　　1980年5月，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男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拿他当在北京落脚的跳板。社会舆论也多站在他这一边。

　　这个案件正好发生在《婚姻法》修改过程中，给修法带来现实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