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患癌后隐瞒艾滋病情做手术 欲起诉拒收医院(2)

　　说句实话，我认为这里头都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理解为了求生，他不得以选择隐瞒，这是出于同情心和人会有一种将心比心的概念，可是反过来去说，这种理解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其实不值得提倡。“不能接受，这对医务人员是造成生命威胁”说起来非常对，也很讲理。但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又该怎么去解决？“不管怎样，应向疾控部门或者卫生主管部门投诉”，他是为了治病和求生，不是为了去打一场没有把握的这种诉讼或者是官司，因此现实的矛盾AB面都那么现实地存在这里。

　　因此我看到张天蔚的一段话的时候，我比较同意。“小峰以私改病例的方式获得就医机会，是一种对他人安全健康不负责任的欺骗行为。”这是批评。但接下来请看，“但这个欺骗的过程可不是由他一人单独完成的，此前拒绝为他治疗，也没有为他提供转院等建议的医院也参与了这个过程。”是的。因此魏英杰认为“从这起事件看，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许多人至今仍有恐艾症，导致患者隐瞒病情。这一状况既不利于患者正确诊治，也可能反过来伤及医务人员。”全社会都在强调的是我们要去防范艾滋病的这种扩张，那么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应该用科学和常识去解决，医务人员是应该最拥有常识的，但是如果他给公众的一种感受是他们也害怕，如何让公众勇敢地去迈出这一步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过程。天津市肿瘤医院拒绝了，患者不适合手术治疗，出院，于外院继续治疗。因此天津卫生局说要严肃地处理他们。北京地坛医院其实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救治艾滋病感染者的工作，领导人视察艾滋病日的时候，往往去地坛医院，因此要谢谢他们。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它是因为没有胸外科的资质，不具备做肺癌手术的资质，所以建议小峰去求助天津卫生防疫部门再做进一步的协调。最后这家医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治了小峰，我们也要谢谢它，当然我们不能说知情了就把它推出去，起码人家最后做了这个手术。来，回头我们再看看小峰为什么会去隐瞒自己的病情？

　　解说：

　　艾滋病、肺癌，没有人能切身体会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带来的巨大压力。面对医院的拒绝救治，作为患者的小峰除了隐瞒病情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李虎：

　　他是很干净、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很英气的那么一个人，但是藏不住眼神里的焦虑和无奈。

　　解说：

　　今年11月，李虎作为天津一个艾滋病关爱组织的负责人，第一次见到了小峰，那时天津市肿瘤医院刚刚拒绝了小峰进行癌症手术的要求。

　　李虎：

　　感染艾滋病不会让他死，现有的治疗条件和手段都可以让他很好生存下去，但是患有肺癌，对他来讲反倒是比艾滋病要严重很多的疾病。可是由于HIV呈阳性，现在国内极难获得手术的机会。

　　解说：

　　医院为什么会拒绝手术？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出具了一份出院记录上，我们看到如下描述：HIV阳性，患者不适合手术治疗，出院，于外院继续治疗。

　　李虎：

　　他的免疫细胞在800以上，其实(医院)就是一种托辞，通过肿瘤医院的诊断和第三家医院的手术都能验证，他是必须要经过手术来处理的。

　　解说：

　　面对天津市肿瘤医院的拒绝，小峰随后又立即转进了北京地坛医院。然而，作为一所艾滋病定点收治医院，地坛医院并没有胸外科。即便小峰符合收治标准，医院也不具备手术资质，无法进行救治。这个时候，小峰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等待了。

　　李虎：

　　他表示我是肺癌，经不起等待，再耽误就转成重型的或者恶性的，扩散了，我的命是等不起的，我的命谁来保障呢？

　　解说：

　　最终小峰做出了修改病例、逃避术前血检的决定，采取欺骗手段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完成了手术。而在术后第一时间，小峰也向医生说出了实情。然而，这事后的告知给院方带来的是恐惧和排斥，这也使小峰术后只在医院待了不到一周就出院了。

　　李虎：

　　护士连体温计都不拿，都不用手去碰，让70岁的姥姥拿着，冲着亮光转转，去看体温的数值，护士这样，医生会怎么样，一个开胸的手术，周一手术周五就不给用药了，那在那里住着干吗呢。

　　解说：

　　今天小峰已经回到家里静养，而他所遭受的这些经历，让他决定在下一步对天津市肿瘤医院提起诉讼。

　　白岩松：

　　是。天津肿瘤医院把小峰给推到门外去，天津卫生局也要处理它，而且咱们往大了说，它一点道理也没有，一点也没有能保护自己的依据，因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这儿放着呢。你看《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拒绝或者拒绝对其他疾病进行治疗。说得非常明白，显然违反了这一条，因此一定应该对它进行处理。

　　接下来再来关注第二家医院地坛医院。刚才我已经说了应该去感谢他们，但是这个时候也要给地坛医院说一些话，全国各地都知道它是在治疗艾滋病方面赫赫有名，全国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说病人就汇聚到它这儿，但是可能是得了其他的病也到它这儿求助，我们可不可以扩充地坛医院的权利。比如说，不是给他建议到天津再去想办法，而是说卫生部或者北京市卫生局赋予地坛医院一定的权利，我指定他转到哪家医院，就必须收治或者说我可以请外院的医生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很多病人会来到地坛医院。这样的话，地坛医院是不是就把事做得更加圆满。请注意，2008年我们采访有关人士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再听听四年前的那样一段声音。

　　(2008年12月1日 节目资料)

　　李兴旺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我想这里边一个是从地坛医院来讲，这家医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外科，能够满足这些。另外可能有些手术并不能完全满足，这样肯定就需要我们的卫生行政部门来进行协调，比如讲，请其他的外科医师到我们医院来共同为这些病人来做手术，作为地坛医院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因为这毕竟是个传染病医院，有比较好的消除隔离条件，这样就可以解决病人所面临的外科问题。

　　白岩松：

　　你看，地坛医院不是自己没有看到问题，在四年多之前，2008年的时候，地坛医院的医生就已经点出了这里的要害，但是这四年多以来，我们的主管部门有没有赋予地坛医院更多的这样的权利，也可以去帮助更多的病人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中国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吴尊友，吴主任，您好。

　　吴尊友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您好。

　　白岩松：

　　你看，首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我们的调查，感染者手术难普遍表现在三个方面：各地普遍存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普遍存在；各类型手术中普遍存在。那么这次又有了小峰事件，您怎么看待像天津肿瘤医院这样的一个直接拒绝，违反《艾滋病防治条例》。

　　吴尊友：

　　这种现象有一个过程，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像在云南、广西十年、十五年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随着事件的发生以后，沟通、交流、加强管理，像在这些地方已经很少有这种现象发生了。像天津应该说在全国来说是一个疫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城市，所以医务人员见到艾滋病感染者的机会也少，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也就相当于在广西、云南十年、十五年以前发生的情况，那么这种现象的发生还是认识不到位，从传染性来说，艾滋病的传染性远远比肝炎低，那么在医疗防护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是我们按照保护病人以及按照一般的传染病的防护就能够起到防护的作用，关键是医务人员有这个防护意识。

　　白岩松：

　　吴主任，接下来说到第二家，比如说像类似地坛医院这样，全国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说病人会汇聚到这儿，他们可能也是带着其他的病来的，可不可以赋予地坛医院更大的一点权利，可以请其他的专家到这儿来做手术，或者说可以负责像这样的病人去转院到另外指定的医院不能拒绝必须给人治疗，这样的话，像小峰这样的事件不就会出现第三次隐瞒病情了吗？您怎么看？

　　吴尊友：

　　扩大地坛医院服务的范围，类似于这样的，不是说就地坛医院，就全国来说。对他们扩大他们的功能，在2009年在举行座谈会的时候，医务人员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卫生部和发改委在最近两年正在推这件事情，叫大专科、小综合，一些小的服务可以，不可能把地坛医院弄得什么都能做，有些东西还是很复杂的，像在北京来说，天坛医院是脑外科比较强，阜外医院是心脑血管比较强，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做全。我们平时说的定点医院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艾滋病感染者所有的病都到定点医院去，而是对对艾滋病这种治疗，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在定点医院，我们普通人也会得其他的疾病，艾滋病病人也会得其他的疾病，所以说目前推荐是综合性医院对艾滋病感染者和非感染者都得提供医疗服务。

　　白岩松：

　　但是吴主任，恰恰就在这儿，我们其实应该更现实一点，既然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中间有个过渡的桥梁，让地坛医院这样的医院举例，像这样的医院可以请外边的医院做手术，因为防护更好，另外全国是不是每一个省应该有一两家指定的医院，综合医院不能拒收艾滋病的感染者。

　　吴尊友：

　　这样可以通过协调来做这个工作，而且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就是在地坛医院里面也是这样，因为它有不同的科室，有些科室不仅仅收治艾滋病病人，它还收肝炎和其他的感染病，对于有些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治疗不了的，他在本医院协调医生难，有的时候也需要到其他的医院协调医生过来，这些也作操作，在云南、昆明、广西流行的出现早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