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严惩行贿，更要让受贿没安全感

　　严惩行贿，更要让受贿没安全感

　　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再次明确了行贿罪的追诉标准，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万元以上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明确，多次行贿的，按照累计金额予以处罚。“两高”的司法解释向社会传递了明确量刑尺度、严惩行贿犯罪的信息，也被众多媒体解读为遏制官员受贿腐败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社会各界要求司法机关惩治行贿犯罪的呼声早已十分强烈。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断发出“依法严厉打击严重行贿犯罪”的要求。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也开始加大追究行贿犯罪的工作力度。不过，从具体的司法统计数据上看，这一年全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只有3194人，比之于数量巨大并逐年递增的受贿犯罪而言，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12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并将八类行贿案件列为依法严肃查办的重点。反贪总局的负责人当时也向媒体表示：行贿是诱发受贿犯罪、滋生腐败的直接原因，并强调打击行贿犯罪对遏制受贿犯罪不断攀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贿和行贿是一种天然孪生关系。为官者有权，借此以权谋私；行贿人无权或者权职低微，需要借助权势达到目的，于是便以利相诱，换取权势。他们就是这样一种难以割舍的相互利用和依赖的利益交换关系。不过，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行贿受贿活动也日趋隐蔽。尤其是国家官员，已经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形象”，追求收取财物的“体面性”，导致出现大量的托事、收财“分离”现象。这也使司法机关在对涉嫌受贿犯罪的认定上，时常陷于窘境。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除了积极索要财物的情形之外，官员的行为要构成受贿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而在生活实践中，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受贿者更加注重寻找“安全通道”，以增大非法活动的安全性。于是，减少甚至避免受贿者与行贿人的直接接触，间接地进行财物及其他非法利益的交易，已经成为当前不少受贿者的“理性”选择。

　　早在多年之前，在受贿者与行贿人之间，已出现了一群专司联络、议价、送货之职的“中间人”，而且，随着国家打击力度的增强，这个人群的数量还在增加。

　　官员腐败在刑事法律的评价上虽常由受贿与行贿双方构成，甚至还包括了介绍贿赂的“中间人”。但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受贿的根源是行贿”的判断，更不能以为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实行同罚甚至重罚行贿，就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受贿犯罪现象。

　　事实上，一些公职人员缺乏理想和信念，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分权制约，始终是形成包括受贿在内的官员腐败现象的总的根源，并且最终需要从体制、机制和教育的改革与完善方面才能予以根除。而从现实情况看，如今，腐败犯罪机会的增加和犯罪成本的降低，或许正是促使一些官员前“腐”后继、胆大妄为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进一步加大惩治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同时，如何完善公共权力的配置、结构和制衡制度，如何健全公务人员腐败犯罪的“早发现”机制，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通过对官员犯罪个案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惩治贿赂犯罪的政策中，重刑威慑力现已越来越显得式微，腐败官员关心的已不再是拘捕法办后的处罚轻重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一经实施了行为，会不会被马上发现，或者被人告发之后，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能不能及时作出证据充足、犯罪成立的认定。而每当他们意识到通过上述各种“变通”的手法可以困扰司法认定，其受贿的内心冲动就一定会变得更加坚定。所以，为了有效控制受贿，司法机关也应当善于将行贿与受贿“隔离”，实行分化瓦解的工作策略，通过构建“污点证人”制度，使受贿官员缺乏“安全感”，并逐步消除“不可能案发”或者“可以逃脱”的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遏制犯罪的念头和动力。(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