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快递员假装送货入户杀死北漂女受审(图)

　　“我就是要让他死！”临近开庭，即将见到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崔女士却提前濒临崩溃，她极力克制着哭声，但双腿已经不听使唤，她的弟弟上前，双手扶住她的腋下，向上一托，勉强扶着她站了起来，暂时离开法庭平缓情绪。

　　今天上午，前快递员张昆鹏因杀害青年女子付丽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迅猛发展的快递业，鱼龙混杂的快递员，辅助着日趋主流的消费模式“网购”飞速前行，却在身后留下了像付丽这样的冤魂。

　　寻梦女子北京梦断

　　身为家中独女的付丽14岁入伍，在文工团从事声乐，2007年以连职军官转业。很快，她只身从河南郑州来到北京寻梦，期待能有一天站到聚光灯的中央。

　　“我一个人把她带大，以后的日子……”说话间，崔女士接过妹妹递过来的纸巾，但根本擦不尽不断涌出的泪水。她说，事发当天早晨，她和女儿还在通话，女儿说过些日子会非常忙，让她8月8日一定要把冬天的衣服快递到北京。当晚，前夫从兰州来电，说打不通女儿的电话了。“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说打不通是常事。然后我就打，一直是通了，但没人接。不久，她的朋友给我来电话，‘阿姨赶紧买机票，赶紧来北京’。”尽管是在慌乱之中，崔女士一定要问清出了什么事。“那个朋友只说了四个字，‘丽丽没了。’”

　　为嫌疑人张昆鹏提供法律援助的是汉明律师事务所王习律师。他说：“作案的时候，张昆鹏已经从中通快递姚家园分部离职了，身上没钱，其实只是想抢点钱。”王律师告诉记者，在会见的时候，张昆鹏曾说，只是想抢点钱，结果抢钱的时候对方拼命喊救命，于是就下了手。“张昆鹏说，发现女子死了，他就把她的衣服扒光，用被子盖住，目的是想转移警察的视线。”开庭之前，律师曾与张昆鹏家中联系，但没有亲属愿意来京。

　　根据起诉书显示，杀人之后，张昆鹏只抢到1600元。

　　“我掐了她七八分钟”

　　10时50分，张昆鹏身穿第一看守所的橘黄色号衣走上法庭，直接坐在了被告人的椅子上，但紧接着被身边的法警拽了起来，站着接受法官讯问。而当法官询问崔女士相关情况，刚刚提到名字，庭上就传来哭声，法官的问题一概无法回答。法官提示“请控制情绪”但没有效果，于是只好自己念出相关情况，由崔女士回答“是”或“不是”。

　　在接受讯问时，张昆鹏的声音非常低，屡屡被要求“说话大声点”。据他讲，以前曾上楼给死者送过东西。案发时，他在楼下按门禁，然后沿楼梯上楼，故意没坐电梯。进门后，用刀逼在女子的身上，本来是想吓唬吓唬她。但是死者高呼救命，“我掐了她七八分钟。”

　　应了声名字就被抓

　　案发次日晚上8点，北京市公安局向北京铁路警方发出了一份紧急协查通报，通报中称：“29岁的江苏籍嫌疑男子张昆鹏正乘坐19时43分北京站开出的T215次(北京至泰州)列车外逃。”

　　通报中只有姓名和车票的座位，其他信息全都没有。两个小时后，T215次列车驶进沧州站三站台。早已等候在此的抓捕民警迅速进入车厢。在6号车厢76号座位，坐着一个身体十分健壮的青年男子。民警李炳伟冲着正低着头的这名男子喊了一声“张昆鹏”，男子立即下意识地抬起头“嗯”了一声。几乎是同时，他的胳膊分别被两名民警抓住，接着就被摁倒在座位上，手腕上多了一副铐子。

　　快递业管理标准堪忧

　　流动性大、鱼龙混杂、入门门槛低、管理措施只限于贴在墙上的规章……随着一次次“快递爆棚”新闻出现的，是快递行业更加急需的规范化管理。

　　昨天下午，记者采访了多位不同公司的快递员。“我们都是一个人固定负责一个区域，这样路会越来越熟，经常网购的客户也会比较信任，更容易有业务。”某小型快递公司的员工小邓说。他告诉记者，在绝大多数小公司里，虽然听说过入职需要“无犯罪记录”的规定，却并没有执行过。

　　“累死累活一个月就挣3000块，所以人换得很快。好不容易有人来找工作，哪家老板会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小邓说，就自己所在的公司，从未见过有人真去办过无犯罪记录证明。

　　由于货物上都有具体门牌号，一些快递员上门前并不打电话联系，而是直接上门，但有不少会“撞锁”，因此事先联系的还不在少数。据快递员们反映，只要事先打电话联系，很多人还是会注意自身安全，多数女性都愿意在小区内、单元门外或大堂内收货。小邓说，有可能是因为送货的次数太多，让这位女主人对快递员彻底放松了，才能让他直接上门。

　　死者的亲属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付丽的网购确实很频繁。亲戚们也曾多次提醒，让她下楼去接快递。“她住在8层，有的时候可能不愿意下去，于是就让快递员上来。”在收拾遗物时，亲戚发现，身为歌手，付丽的家中只有几件漂亮的演出服，其他东西都只是正常女孩常用的，谈不上奢华，但却有不少网购来的东西还没有打开。

　　崔女士说，此前付丽也曾跟家里说过，她的演唱事业并不太顺利，后来开始习惯用网购的方式缓解压力。

　　在这样的恶性案件中，快递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就此，北京中州律师事务所于德华律师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家属是否能得到赔偿，可能关键是要取决于当时他是不是真的在送快递。“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如果雇员在实施雇佣行为的过程中造成了第三方的伤害，雇主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他当时已经离职，或者即使没有离职，而是伪称有快递要送，并不是真的在进行职务行为，那么要让快递公司赔偿就会有难度。”

　　根据庭审时出示的张昆鹏此前的供述，前往抢劫时，他伪造了一个快件。于德华律师说，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在实行职务行为时了解到了某些信息，对快递员行凶有帮助，而要求快递公司承担责任，想找到法律依据还是有些困难。

　　此案今天未当庭宣判。(记者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