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析防控“裸官”：畅通举报渠道 限制任职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055人进行了一项题为“你的身边有‘裸官’吗”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59.7%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身边就有“裸官”；对2012年广东出台的“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的规定，88.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其中78.5%的人“非常支持”。

　　受访专家表示，这说明公众对腐败现象的关注度在提高，尤其是对官员腐败新形态的关注度在提高。同时折射出一个信息，即公众对“裸官”的信任度非常低。

　　公众对“裸官”不信任

　　中国到底有多少“裸官”？在今年两会上，面对众多记者的求证，官方的回应是“具体数字提供不出来”。

　　不可否认的是，“裸官”正成为时下公众关心的反腐热点话题。“公众关注‘裸官’，不仅在于这一现象本身，更在于官员为什么会成为‘裸官’。”4月21日，中南大学法学院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公众对“裸官”没有认同度，对“裸官”现象的危害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公众认为，“裸官”很难将精力放在国内的从政事业上，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虽然这些“裸官”不一定都是贪官，但他们更容易成为贪官。

　　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教授认为：“因为在公众的认知结构中，‘裸官’比非‘裸官’发生腐败的条件更好，动机更明显。因此，调查结果反映出公众对‘裸官’与腐败关联的高度认同。”

　　“不过，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之上，而是带有主观认定的属性，具有片面性。”肖云忠指出。

　　“裸官”能否任正职

　　近些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其中“裸官”占据了相当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福建省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新近被曝光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无不是先“裸”而后逃。

　　针对这一现象，深圳市2009年出台规定，明确“裸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2011年广东省规定，“裸官”不能担任党政“一把手”。

　　“明文规定‘裸官’不能担任正职，目的是以规范对各级领导干部用权、用钱、用人的监督为重点，通过控制权力而将‘裸官’的危害降到最低。”李满春表示，“在时下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尚未形成公开制度的情况下，这些规定无疑是一个管用的选人用人制度。虽然这些规定是选人用人制度的推进，但只能治标，无法治本。”

　　在肯定这一做法的同时，肖云忠也对规定能否有效遏制官员贪腐、是否科学合理提出了疑问。在他看来，“裸官”与任职之间的关联需要通过实际调查才能得出结论，单凭公众感觉不能得出“裸官”必定腐败和“裸官”比非“裸官”腐败可能性更高的结论。所以，他建议：“‘裸官’能否担任正职，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调查结论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凭感觉和推理。”

　　加强对“裸官”登记监管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工作的重点被提出。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1年3月5日，中纪委表示，将从当年开始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不久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尤其加强对“裸官”的监督和管理。

　　如何治理“裸官”现象？调查显示，42%的网友认为应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37%的认为反腐监督机制应提前介入，20%的认为应加大监督力度。受访专家的建议是，需要在权力结构、监督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肖云忠表示，可以考虑在腐败预警机制上建立“裸官”的基础档案，尤其要掌握“裸官”的社会关系，关注其活动动向，一旦出现异常和征兆就要有因应之策。

　　“控制防范‘裸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李满春指出，一是建立防止“裸官”腐败的制度，尽快建立起官员家人留学、移居、移民国外以及财产转移国外的信息申报与公开制度，畅通举报渠道，建立对“裸官”异常经济来源的审查制度，制定“裸官”任职限制方面的规定。二是加强立法，明确对“裸官”的规定和监管。(李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