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罚食品安全犯罪更须提高最低刑

　　□郭文婧

　　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虚假广告宣传可定罪处罚，食品监管渎职最高可判刑十年，对生产、销售“地沟油”的7种情况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最高可判死刑。

　　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力度，但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没有根本好转，顶风作案仍不时发生，这就说明仅仅抬高最高刑还不够，更需要在提高最低刑上下工夫。最高刑更多的是起到罪行弥补作用，恰恰是最低刑能够起到较好的预防作用。所以，重罚食品安全犯罪，更需要更严厉的最低刑。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多发，从立法层面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食品安全犯罪入罪门槛过高，最低刑过低。食品安全犯罪入罪门槛过高，主要表现在食品安全规制空白无法入罪、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食品安全鉴定意见不一影响入罪。食品安全犯罪最低刑过低，主要表现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难以区分，导致最低刑过低，“严重”“重大”“其他”等性质判断界定不明，导致最低刑过低。

　　重罚食品安全犯罪，应该借鉴治理“酒驾”的经验。只要“饮酒或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次性扣12分”，“醉酒驾驶机动车辆一律吊销驾照，并在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是增加食品安全相关罪名和罪状，解决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无论是既成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还是预备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应该起诉判刑；二是进一步明确犯罪定罪、量刑的条件和标准，只要食品安全犯罪，就应该至少被处于×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不是“×年以下”有期徒刑，都要惩罚性赔偿和行政性罚款，而不是模糊地“处以罚金”。

　　我们不仅要在最高刑的设定上表明我们对食品安全的价值观，更需要在最低刑的设定上捍卫我们对食品安全的价值观。最低刑越严厉，我们的价值观底线越清晰，效果也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