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不应以“破案GDP”为破案目的

　　从叔侄两张冤案，到田伟东等五人遇到的冤案，浙江司法系统最近被推入了舆论漩涡。到底是浙江当年冤案特别多？还是浙江如今开始加大重审争议案件力度，翻案比其他地方多？

　　记者在浙江采访时，当地法制办的有关人员表示，2003年，公安部牵头举行了全国范围的未破命案指纹比对。2011年，浙江省公安厅又进行了省内的未破命案指纹比对。这些比对中，对一些有申诉的已判案件进行了整理，项生源就是在2011年浙江省范围内的这次比对中被发现的。

　　浙江省司法系统并没有回应记者的正式采访请求。不过记者了解到，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提交了一份议案。他建议两高、公安部联合制定死刑案件审判期间证据补查程序的规定，解决刑事诉讼的运作机制问题，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收集、示证、质证、认证和审查制度，并规定相应的违法追究责任，防范死刑错案。

　　他认为，在审理死刑案件期间，证据材料存在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现。个别侦查机关为了定案，不全部移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有的侦查人员或审查起诉人员认为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对补充侦查不重视或久拖不查。这些导致法院在“定罪判刑”和“无罪放人”上面临两难，直接影响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他还指出，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

　　浙江高院负责人最近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一些反思。他表示，近期我国平反的一批冤错案其形成机理高度相似，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办案理念及长期形成的办案机制密切相关。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办案队伍的主流和业绩，对这些冤案愈加应该从理念上和机制上进行系统、客观的反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要分清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重在从完善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上认真剖析、改进和完善。

　　据《法制日报》5月22日刊载，浙江高院负责人认为，“反思应该从几方面入手。首先，过去发生重大命案，社会上人心惶惶，上级会对这类案件进行督办，时有层层下达限期破案的死命令。时间紧、压力大，主观和客观上出差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说，侦查人员都知道，只要口供突破，办案效率就会提高，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有的办案人员就会有意无意地靠一些刑讯逼供的办法来突破口供。甚至对已经发现的有利于被告人、可能证明其无罪的证据，也不愿随案移送。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消了公安的预审建制。现在回过头看，侦查预审制度本身对刑侦队伍是一个必要的内部制约，它便于在侦查早期及时发现和纠正误判，及时调整侦查方向。例如杭州的‘两张冤案’和萧山的‘五人抢劫杀人冤案’，两个案子都是到了口供突破后，才发现侦查方向可能有误。

　　“破案考核指标设计需科学合理，不应以‘破案GDP’为目的，而应以伸张正义为目的。如果进行全国统一的破案会战行动，再加上破案指标考核，你追我赶，难免造成了拼消耗、凑数量、争达标。造成侦查取证粗糙，办案作风粗暴，往往留下一些后遗症和冤错案件隐患。应该铭记，一个人能不能定罪，案件有没有最终告破，要靠证据说话。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要反思‘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办案理念和评价标准的局限性。具体到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有的侦破取证条件上客观存在着‘先天不足’，有时确实存在着对嫌疑人‘既不能否定，又不能认定’的情形，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对照这种过于绝对化的原则，公检法常常陷入两难境地，走进‘死胡同’。由于过去我们追求这种绝对化目标，最终导致在具体办案过程当中，法院难以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往往是疑罪从轻。”（孙毅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