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重打击拐卖、轻惩治收买”现象需检讨

　　儿童节前后，保护儿童权益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昨日有媒体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左右，尽管这一数字最终被公安部纠正，但拐卖儿童犯罪仍然存在。如何有效铲除犯罪土壤，需要我们从刑法上对“重打击拐卖、轻惩治收买”的现象作出检讨。

　　近年来，虽然公安部门不断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力度，但此类犯罪依然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法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惩治过轻，打击一头很难斩断犯罪的利益市场。根据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它同时又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立法的用语是“可以”，但在执法实践中，买方只要不阻碍解救或虐待被拐儿童，一般都不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普遍免责的处理方式，不仅因犯罪成本低而难以起到震慑作用，还可能造成公众“拐卖有罪，收买无罪”的认识误区，客观上导致买方市场长期存在。

　　为了增强法律的威慑功能，不少人主张将刑法241条的刑罚提高至“三年以上”，笔者认为并未抓住问题的关键。从刑罚设计看，考虑到收买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危害后果，规定较拐卖行为较轻的刑罚并无明显错误，一味期求重典治乱并非法治常道；刑法的失衡之处不在于此，而在于免责性条款。正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仅导致执法中的疏松，更造成刑法对犯罪评价标准的紊乱。

　　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科刑轻重，主要依据其所保护的法益。法治社会，儿童权益乃是最重要的法益，应当受到刑法更严格的保护。对被拐儿童而言，收买后即便没有受虐待，本就是心身上的“二次伤害”。收买被拐儿童犯罪之所以不能轻易免责，不仅因为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容易受到犯罪行为的深度伤害；而且因为人们对针对弱者的犯罪更难以容忍，免责则从根本上违背了大众的伦理诉求。

　　更重要的是，这种免责的规定存在罪责失衡的危险。从犯罪构成上分析，行为人只要不以出卖为目的，购买被拐儿童这一行为本身即已构成该罪。至于购买之后实施的虐待或阻碍解救的行为，则应当视作犯罪加重情节或是新罪予以数罪并罚。因为对被拐儿童虐待也罢，阻碍解救也罢，本身也属于故意伤害、妨碍公务等违法犯罪的行为范畴。而刑法免责性规定的荒诞在于，它仅将不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当作前一犯罪的免责条件，不虐待儿童、不阻碍解救原本是实施收买犯罪后的常规性义务，在此却变成了像立功一样的免责情节，完全否弃了刑法对收买被拐儿童行为的否定评价。另外，该类犯罪侵犯的对象多为婴幼儿，认定有虐待和阻碍解救的行为，由于孩子并无意志难以取证，实践中宽松立法极易放纵犯罪行为人的侥幸心理。

　　不可否认，1997年刑法在增设“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时，更多的是出于对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便利性考虑。因为当时的立法背景是，收买被拐者的犯罪多发生在边远落后地区，公安执法经常发生暴力阻碍解救行动的事件。在这种形势下作出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宽松规定，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和公安执法力量的增强，如今对遏制此类犯罪已是弊大于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护身符”，甚至助长不法分子利用收买的儿童进行乞讨、卖淫、偷盗等衍生犯罪现象，确有必要对其重新进行反思和检讨。

　　如同贿赂犯罪一样，只要收买被拐儿童的需求存在，拐卖儿童的犯罪市场就很难根绝，刑法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必须“两手都要硬”。在寻求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刑法打击之策时，最关键的不是提高法定刑幅度，而是尽快补上免责这一重大漏洞。在现行的刑罚标准下，如果能够严格执法，确保每一起收买被拐儿童案都能密而不失、疏而不漏，就不难有效铲除拐卖儿童犯罪的“买方市场”，最终构筑起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屏障。傅达林(陕西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