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商拒付工程款丈夫自杀 女子维权5年打赢官司

　　承包商不愿支付工程款 丈夫、小叔子先后因债务压力自杀 她独力抚养5岁儿子状告承包商终于胜诉

　　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006年7月，她丈夫从承包商深圳四×公司分包到佛山一项道路的绿化工程。为做好这项工程，丈夫借下了上百万元债务，确保了工程迅速完工。但四×公司陆续支付部分工程款后，一直没有支付余款。

　　面对逼债，丈夫无法承担压力，2008年10月，他跳楼自杀。

　　此后，她带着五岁的孩子开始为亡夫维权……

　　本报讯 (记者刘艺明 通讯员凌蔚)邓梅(化名)不曾想到，丈夫辛苦找来的一项绿化工程，最终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由于承包商深圳四×公司不愿支付余款，丈夫欠下巨额债务，无法承受压力，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2008年10月，丈夫跳楼自杀时，邓梅(化名)35岁，而他们的小孩仅仅5岁。邓梅从此代替丈夫，向四×公司追讨欠款，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小叔子同样因为债务而绝望，上吊自杀。

　　历经近五年的漫漫长路，40岁的邓梅是如何挺过来的无人得知，但是她的执着最终也换来了转机。昨日佛山中院向媒体公布，该院近日终审认定四×公司存在不实陈述，并最终判决四×公司支付邓梅77万元工程款。

　　巨额债务缠身

　　兄弟俩先后自杀

　　据指控，2006年7月，邓梅的丈夫郭先生从承包商深圳四×公司分包到佛山一项道路的绿化工程，约定施工面积约6万~9万平方米，工程结束时再按照施工的实际面积结算，以双方及业主到现场实地丈量的面积数为准。

　　为做好这项工程，郭先生从亲友、同学处借下了上百万元债务，确保了工程迅速完工。但四×公司陆续支付部分工程款后，一直没有支付余款。郭先生多次追款无果，又被债主们不断上门逼债，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于是，在2008年10月，他选择跳楼自杀结束了生命，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那一年，邓梅和郭先生的小孩才5岁。

　　邓梅直到丈夫出事，才逐渐从一直帮忙照看工地的小叔子口中了解到事情经过。她曾多次与小叔子找四×公司讨还剩余的工程款，但接连碰壁。心灰意冷的小叔子也在2010年7月步他哥哥后尘，上吊自杀。此后，邓梅带着儿子过上了躲债的生活，苦不堪言。

　　苦于证据单薄

　　一审判赔20余万

　　将四×公司告上法院，成了邓梅唯一的希望。2011年6月，邓梅将四×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尾款82万多元及相应利息。“属于我先生的钱，一分都要拿回来，不属于我先生的，多一分我也不要。”面对法官，邓梅带泪说出了自己这一简单的要求。

　　不过，对于邓梅来说，缺少证据是她的软肋。在她手上，只有一张不知道什么人写的结算单据原件，其他的材料都是复印件，而且并不完整齐全。

　　另一方面，四×公司则显得“胸有成竹”。他们不同意邓女士主张的总量应为5万多平方米的意见，认为工程实际只有3.8万平方米；他承认邓女士手上的付款支票，表示已经多次预付工程款给郭先生，只是因其与工程发包方至今尚未结算，所以一直没有支付尾款给郭先生。

　　去年年底，案件一审宣判。一审法院仅认定四×公司要支付20多万元的款项，邓梅的其他诉求因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今年1月，邓梅不服上诉到佛山中院。案件的二审先后三度开庭审理。审理中，邓梅反复强调在结算单据上签名的是承包商的员工罗某，并要求鉴定结算单据上的笔迹，以证明当时承包商已经确认了5万多平方米的工程量。

　　神秘员工罗某

　　成为案件的关键

　　显然，罗某成为了案件的关键。二审法官调查承包商四×公司购买的社保资料，但找不到在结算单据上签名的罗姓员工的信息；法院还去银行调查，不过工程结算账户早在2008年就被销户了。案件审理拐进了死胡同。

　　不过转机很快出现了。法院后来发现承包商承认的那些往来支票上，都盖有罗姓员工的私章，便就此展开询问。四×公司没料到法官会问这种问题，解释道：“支票所在账户是工程发包方与自己共同开立、支付工程款的共管账户，需要罗姓员工盖章方能付款。”

　　这个说法让法官起了疑心：调回来的银行开户申请书上分明记载着，这只是个临时结算账户，而非共管账户。如果罗姓员工既不是承包商四×公司的员工，也不是工程发包方的员工，款项进出没有理由要经他同意。

　　众多疑点出现

　　五年维权终获胜

　　更让法官生疑的是，案件中其实有“知情人”，但是法官一个一个地打电话过去问，这些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说忘记当时情况。终于，法院找到了工程的发包方。今年5月8日，工程发包方回函给佛山中院，表示涉案工程已经于2010年11月与承包商四×公司结算。这进一步印证了四×公司的陈述存在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最终，佛山中院综合考虑全案，认为承包商在案件关键事实上作了不实陈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要抗辩理由，其主张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且，邓梅收集案件证据存在客观障碍，四×公司保有履行合同的详细资料，经法院要求限期提交，逾期未能提交，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佛山中院据此认定涉案工程量为5.04万平方米，要求承包商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邓梅等家属工程款77万多元及相应的利息。

　　五年来执拗地为亡夫讨要说法，邓梅终于不需要再为了避债东躲西藏了，脸上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

　　连线法官：

　　证据如此单薄

　　“秋菊”为何能胜诉？

　　邓女士的证据如此单薄，凭什么能够支持她的诉讼请求？对此，本案二审合议庭法官张文给予了详细的解释，他说支持邓女士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首先，从履行合同的角度看，承包商在合同中分明约定，郭先生每完成一个工程单元，经业主、监理及相关人员检查合同后，承包商支付相应验收单元工程款的70%，但承包商在没有解释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在二审时陈述自己多次全额预付单元工程款给郭先生，这与当初的约定不符，也不符合商业行为惯例。

　　其次，从整个工程发包和分包情况来看，承包商四×公司亦早已就该段工程与发包商结算，承包商在这起案件关键事实上作了不实陈述，而工程只有郭先生一人在做，按发包商与承包商结算的工程量，亦远远超出承包商主张的3.8万平方米。因此，承包商陈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张文表示，诉讼诚信的缺失不仅是司法权威和司法事业发展的毒瘤，法院不能让自己被利用作为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工具。在案件关键人物郭先生死亡后，邓女士收集案件证据存在客观障碍的情况下，承包商四×公司在诉讼中存在不诚信表现，且其必然保有履行合同的详细资料，距离证据的源泉更近，在给机会其提交原始资料还原事实真相其逾期未能提交的情况下，认定工程的施工面积更接近协议约定的参考数值，判决承包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更能体现诉讼公平、诉讼效率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