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真相与谬误差之毫厘

　　2012年9月接到郑某故意伤害的案卷材料时，我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饮酒后因琐事发生冲突，嫌疑人即持刀将被害人捅伤致死。事实简单，证据也不复杂。

　　按照往常的工作习惯，我拨通了基层院承办人的电话。因为案件是由基层院批捕、报送的，基层院承办人是继公安承办人后第一个接触案件的人，向他们了解案件情况往往可以获知许多案卷材料以外的信息。意外的是，基层院承办人告诉我，该案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曾向他表示该案事实存疑，证人证言存在多处矛盾。为此，该承办人还特地去案发现场走访，其最终看法是：证据间的矛盾虽有解释不通之处，但综合整个案件证据，犯罪事实确系嫌疑人所为。

　　辩护人的意见当然不一定正确，但自有其理由，对此我必须通盘了解。约见辩护人时，对方提出嫌疑人与被害人喝酒时还有第三人在场，嫌疑人当时处在醉酒状态，事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没干什么。然而，根据现场勘查情况，作案地点在一个狭小的走道里，案发时并无第三人在场。另外，细看证人证言确定存在一些矛盾，但电话询问证人后，矛盾的地方都得到合理解释。

　　到底有没有第三人呢？我决定提审犯罪嫌疑人，看是否能排除这一怀疑。初见嫌疑人，我发现他表现得虽然温和，神情却隐隐有一丝倔强和狡黠。接下来，我发现他的相貌和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信息上的照片存在很大差异。于是，我让嫌疑人说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我……我记不得了。”他答得支支吾吾。

　　接下来，嫌疑人所报户籍地址和案卷户籍信息里的地址虽在同一个村，但具体地址不同。我问起原因，嫌疑人的解释是可能因为搬家没有及时修改。“这个照片是你吗？和你不怎么像啊。”我继续追问。“应该是吧。”他回答犹豫。“什么时候照的？”“以前吧，不记得了。”在随后的讯问中，嫌疑人仍声称关于案发当时的情况已全然忘记。这次提审让我感到，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在身份还是案发经过上都在刻意回避一些事。

　　我按照发现的疑点列出详细的补证提纲，又联系该案侦查阶段的有关负责人，当面沟通补证事宜。对方听说我怀疑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还自信地表示“照片和本人不像很正常，以前见多了”。我决定改变策略，适当引导、帮助侦查机关一起补证。

　　先从嫌疑人身份开始，我从辩护人处获得了嫌疑人父亲的电话，向其父说明需要核实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请求其提供儿子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电话里听到一串身份证号码，我的心“咯噔”一下，果然和现有信息不同。

　　我再次联系公安机关那位负责人，把调查获得的信息告诉他。几分钟后，他打来电话，语带焦急：“你果然是火眼金睛！刚才我按你提供的身份证号码调出户籍信息，上面的照片才是本案嫌疑人。真是巧了，两份不一样的户籍信息竟然同名同姓，还是同村人。现在怎么办？”“先发函给嫌疑人户籍地派出所，要求调取两份户籍信息的户籍底册和同户人员信息，然后安排一名干警和我一起重新找证人核实本案的证言。”

　　之后的三个星期，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按照我的要求和我一起对本案证据逐一复核，将所有存在矛盾的证据都一一补强，消除所有合理怀疑。原来，在案件还未移送审查时，辩护人就曾要求嫌疑人的父亲寄送嫌疑人的户籍底册。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发现嫌疑人身份存在的问题，却没向任何人提及。怪不得辩护人在和我谈论对案件的看法时表现出难以理解的自信，因为如果审查起诉环节仍未发现这个问题，而以错误的身份将嫌疑人起诉，辩护人就可以将此作为攻击整个证据体系的有利武器，从而达到动摇法官内心确信的目的。好险！

　　案件虽小，感悟却多。审查案件时，真相与谬误往往差之毫厘，可一念之错就会谬以千里，是对公诉人良知和责任感的严峻考验。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