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成“权力黄牛”重灾区 专家称处罚太轻

　　“黄牛”，早已不再等同于票贩，医托、药托、饭托……“黄牛”的活动范围已经涉及了众多行业，而当他们将触角延伸至具有行政执法权、处罚权的国家机关中，就成了搭桥牵线，促成权钱交易的“权力黄牛”。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从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近3年来，徐州市两级检察机关先后在工程招投标、城市拆迁补偿、路政执法等领域查处了涉及“权力黄牛”的职务犯罪案件36件43人。

　　为行贿人受贿人牵线搭桥

　　“这些‘权力黄牛’凭借游离于市场规则甚至法律之外的熟人关系和利益关系，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促成权钱交易，从中获益。”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卫东说，司法实践中，视具体案情不同，通常以介绍贿赂罪、行贿罪、受贿罪、渎职罪等犯罪的共犯入刑。

　　2012年，云龙区检察院查办的云东棚户区动迁窝案中，刘某、陈某等人利用熟悉动迁政策和流程，政府部门人脉广等便利，通过向拆迁户提供代理谈判、突击搭建违章建筑等“一条龙”服务，在帮助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同时，从中渔利，致使国家多支付土地补偿款262.86万元。2012年11月，刘某、陈某分别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些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际关系网络广泛而稳定，有接近掌权者的独特优势，而且具有深受行贿、受贿双方信任的身份，有效降低了犯罪风险成本，为行贿受贿者开辟了一条相对封闭安全的捷径。”徐州市检察院预防处处长高煜告诉记者，“权力黄牛”往往通过设立一些社会中介组织，采用非法手段将行贿者和受贿者双方的需求统合进来，以项目策划、法律咨询、工程招标代理等业务名目，为行贿受贿提供一条“公司化”的通道，成为官员腐败的“灰色通道”和重要推手。

　　徐州国瑞税务师事务所丰县营业部负责人高立龙、腾辉等人，为拓展公司业务，排斥市场竞争，利用该营业部设在丰县国税局办公楼及人脉关系等便利条件，通过与国税部门有关负责人约定营业收入按比例分成，开展纳税辅导业务，先后向丰县国税局各分局输送利益高达367万余元。

　　“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主要集中在工程招标代理、交通运政稽查、城市拆迁安置、企业税务纳税申报等领域的行政执法部门，约占发案人数的81.4%。”据高煜介绍，2011年徐州市检察机关开展的交通路政领域专项行动中，共立案查处贿赂案件28件33人，其中交通路政执法人员多达23人，占涉案人数的69.7%，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去年查办的邳州市最大的带车“黄牛”索超，通过注册“康源运输”等4家公司，每月向挂靠车辆收取3000元至1万元不等的“管理费”，以此向邳州市公路管理站路政科科长周某等人按照300元至1万元不等的标准按月发“工资”，以帮助挂靠车辆逃避超载超限检查，从中获利。2012年11月19日，索超因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

　　介绍贿赂人处罚普遍较轻

　　韩卫东认为，“权力黄牛”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官本位”体制及公权力运作不透明，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导致某些官员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

　　“对‘权力黄牛’的处罚太轻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高煜说，我国刑法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36件案件43人中，对涉案“权力黄牛”的处罚普遍偏轻，相对不起诉2人，缓刑4人，没有一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高煜认为“权力黄牛”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介市场尚不成熟规范，缺乏有力监督。“我国在中介领域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规范、完善的机制和制度，对中介活动的违规违法行为仅仅处在事后监督的水平，客观上导致中介市场充斥潜规则交易”。

　　“扫除‘权力黄牛’要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监督监管等多方面着手。”高煜说，应科学配置政府职权与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

　　为更有效地打击在贿赂案件中发挥着主导性甚至决定性作用的“权力黄牛”，韩卫东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关系密切单位”也可作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条款，打击“关系密切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非法勾结。(记者马超 通讯员郑月香李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