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人、角色道德与司法公正经受伦理考问

　　在司法侦查技术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用“线人”似乎是侦查机关一个无奈的选择。近来曝光的浙江陈高平叔侄错案中，“狱侦耳目”也若隐若现，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实际上这也是线人的一种。这些案件暴露出当代“线人”的某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线人常常游走在道德与悖德、合法和犯罪的边缘，使得线人的所作所为不仅面临着法律的评价，更经受着道德伦理的考问。

　　“线人”很早就存在，但古人对“线人”这类角色评价并不高，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感叹:“眼线足恃乎?”确实，不排除有些线人是富有正义感的理想人士，但很多人并非出于高尚的正义感，而很可能仅仅是为了图一时之利，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实用主义之下，虚构使诈在所难免，冤错案也就不易避免。不仅如此，对线人自身而言，由于身临其境，常常需要在个人信义、兄弟情义与司法公正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因此也常常面临道德伦理与法律的双重困境。

　　在现代道德伦理学中，有一种理论叫“角色道德”，它源于对一般道德和特别道德的区分，前者约束所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是道德主体，后者取决于各种社会角色或生活地位。当二者发生冲突，角色道德理论主张角色道德优先。这一理论在很多职业中看起来是合适的，例如律师对犯罪人有关信息的保密义务，银行从业者对客户资产信息的保密等等，实际上遵循的正是角色道德。于是，有人也拿“角色道德”为线人正名，使线人的全部行为合理化，认为线人的种种作为不过是遵循了他作为特定角色的道德，而不应对其作过分苛求。

　　事实上，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线人的很多行为或许可以得到谅解，比如为了惩罚犯罪者，或为了阻止犯罪危害的扩大，而暂时背弃了所谓的狭隘“信义”。但即便如此，线人的“角色”道德标准也应比律师、银行业者严格。那么，律师、银行家可以遵循某种“角色道德”，而对线人为何应作不同的评判?

　　部分的原因，正如《律师与正义》的作者、美国法学家戴维·鲁本指出的:“(如果)遵守角色的规则会使某个人蒙受冤屈，而稍微偏离这种规则——即偏离角色的要求——将会使他得到拯救。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打破角色的限制。”这实际是说，道德的要求是一回事，法律的要求是另一回事，但任何时候，法律都是道德最低限度的底线。现实社会中或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一个社会群体，人们遵循一定的道德生活，或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宁，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律师、银行家的角色道德实际上是体现了特定行业的社会规范，但又未触及法律的底线。线人则完全不同，尽管在某些情形下我们允许他们超出一般道德要求的“角色道德”存在，但这种宽松的道德要求，仍需要在法治、在公正的基本限度之内，他的所有行为需要遵循基本的法治原则，如果超越了法治和公正的底线，那就必须立即“刺破”线人的角色道德，让他重新回归法律的天平。

　　进而言之，对线人的道德考问，其意义绝不仅在线人本身。对于广义的刑事侦查而言，同样需要面临更严格的责问，尽管从功利主义，抑或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使用类似线人、“告赏”等方式，对提高侦查效益可能非常有效，但刑事司法侦查是否仅仅可以依“功利主义”为唯一衡量，仍值得反思。司法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性、盈利性工作，绝不能仅仅以“效益”考量为唯一指标。它必然要包含诸如公平、正义、人道等基本的价值取向，在“法”的本源的意义上，法律甚至与“公正”就是同义词。司法的过程如果失去了基本的“公正”价值，缺失了人性道义的考量，那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都会面临巨大危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更无从建立。

　　(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