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毒王”面对面：探寻头号顽危犯狱中重生

局长的话：

　　今天，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与北京晚报合办的《监狱·故事》栏目正式开栏。《监狱故事》是个窗口，读者可以借此了解首都监狱系统依法、文明、科学矫治罪犯工作的特色和管理方式，进一步增进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用服刑人员的忏悔及反思，让大家看到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及个人付出的沉痛代价，引以为戒。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 孙超美

　　“性贿赂”让他染上梅毒，误诊多年让他病入膏肓，再加上持刀杀人被判死缓……一个个戏剧性的变故，将何玉国(化名，见右图)从正常的生活轨迹上一步步拖进地狱。

　　他是北京性病在册的“四大毒王”之一，他也曾是监狱系统多年的头号顽危犯。在社会上“腐烂”了的人生，干警帮他在监狱里一点点清洗。记者深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所属的清河分局金钟监狱，与梅毒病犯面对面采访，探寻这个京城仅存的“毒王”如何在狱中重生。

　　探秘传染病犯监狱

　　从北京一路向东，驱车两个小时，就到了远在清河农场的金钟监狱——北京唯一一座关押传染病犯的监狱。几排平房，按病种关押着艾滋病、肺结核、性病等高传染性疾病的罪犯。因为对传染病的忌惮，进入监狱后让人有些神经过敏般的喉咙发紧。

　　七分监区都是性病罪犯，走过长长的筒道，最里面的一间屋就是何玉国的“单间”。监房的整洁出乎记者的预料。床单被褥干干净净，日常用品摆放有序，电视里播放着文艺节目，墙上挂着一幅幅写意山水、工笔花鸟。

　　“这是我最新画的，画了两天。”何玉国拿出一幅牡丹翠鸟的小张。51岁的他，走路颤颤巍巍，像个老者。

　　“我以前根本就不能自理，走不了路，抬不起胳膊，现在提水浇地，做些简单的劳动都没问题。”说这话时，何玉国有种重获新生般的兴奋。

　　对面落座，采访便从他的病说起。

　　全北京就四个 他是其中一个

　　何玉国早年当兵，退伍后到一家大工厂，从保卫科做起，一步步当上了配件车间的主任，还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拿着每月上千元的工资，管着厂里全部配件采购，别看官儿不大，却是个肥差。

　　那时候，何玉国有点膨胀了。每天除了工作，就沉浸在业务单位宴请的觥筹交错之中。

　　有一次，一个单位找来一个从广东“深造”回来的小姐陪他。当年，“性贿赂”还是稀罕事。已有妻女的何玉国面对这白来的“应酬”，还是照单全收了。

　　不久，他发现身上长了一些红疙瘩，医生诊断为酒精性肝炎，毒发性疖肿。何玉国觉得自己的病生得怪，怕传染家人，每天拖到很晚才回家。

　　治了四五年，一点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疼得连走路都费劲。何玉国害怕了。这是什么怪病？他抱着最后一试的想法到协和医院检查，被老专家确诊为三期梅毒。何玉国的病情因为误诊已经到了不可治愈的地步。

　　“大夫说，同治皇帝也是这病，疼死算。全北京，得三期梅毒的就四个人，我就是其中一个。”他回忆了半天，病根儿肯定就是那次“应酬”。

　　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何玉国说，他怕连累家人，向妻子提出离婚。“她根本接受不了，问我为什么啊？可这病怎么有脸说……”何玉国死活跟妻子离了婚，女儿也跟着妈妈走了。

　　孑然一身的他开始自暴自弃，等待着不知哪天就会到来的死亡。2003年，何玉国本就不堪的人生又遭突变。一天，他约朋友在家门口的餐馆吃饭，与人发生口角动起了手。“对方拿酒瓶打我，把我半拉耳朵都砍掉了。”何玉国也打急了，回家抄了把刀杀回来，将对方扎死。

　　法院认定何玉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他那时候真是个标准的“烂人”

　　2004年10月，何玉国因身患梅毒被调入金钟监狱服刑。

　　想起当时的情况，分监区干警宋海洋直摇头。“三期梅毒高度传染，何玉国的内脏都开始腐烂，浑身长满脓包，散发着恶臭。每天要用3针杜冷丁、6片吗啡、6片曲马多等药物缓解疼痛控制病情。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遇上这样的”。

　　刚入监时，何玉国一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浑身哪都疼。“四大毒王”中的那哥儿仨都已经死了。何玉国清楚自己的下场，掰着手指头，数着天儿等死。

　　可是，等死也不容易。“我当时身上都烂透了，脓包动不动就崩破了，墙上溅的都是脓水。轻轻一提，一块皮肉就能掉下来，倒酒精消毒都不觉得疼，耳朵流脓，眼睛看不见，周身臭得招苍蝇。”何玉国回忆，他那时候真是个标准的“烂人”。

　　得了受尽煎熬的绝症，再加上一个看不到头的刑期，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何玉国写下遗嘱，向监狱提出要安乐死。

　　中国没有安乐死的制度，监狱不可能同意。干警每天轮番去找何玉国谈话，解释法律法规，24小时派人看护他，就怕他寻死。

　　成了北京监狱系统头号顽危犯

　　护理他的罪犯曾是他的邻居，关系还不错，干警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人家才同意护理他。可何玉国一点小事不顺心，抬手就给人一个嘴巴。

　　何玉国走不了路，平时打点滴都是干警推着轮椅去，举着吊瓶回来；他的胃不好，干警专门给他煮面吃。即便这么对他，干警去教育他时，他还是横横地说：“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2006年10月一天上午，女医护干警给何玉国打针时，他突然将上衣揭开，露出满是脓包的上身，另一只手将脓包挤破，胡乱抓向女干警。

　　一旁负责看管的干警陈长征挺身挡在中间，一把推开他，厉声说：“何玉国，你要干什么！”

　　事后，何玉国受到了分监区的集训处理。

　　集训回来，何玉国依旧我行我素，想睡觉就睡觉，个人物品乱扔一气，出监舍根本不打报告，甚至四处放话“干警也别惹我，不然我就让他脱衣服”。

　　何玉国的肆意妄为不仅在分监区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在北京的罪犯圈都有一号，成了北京监狱系统头号顽危犯。

　　控制病情 感化“毒王”

　　控制住他的病，才能改变这个人。

　　监狱专门请来了治疗梅毒的专家，多次在监狱内为何玉国会诊。下猛药、加大剂量，通过三四年的治疗，终于控制住了他的病情。何玉国身上溃烂的面积减小了，也不天天流脓了，每天练习走路，也能生活自理了。病一控制住，何玉国心情也好了。

　　有一次，传染病疾控组的专家到金钟监狱巡查，看到何玉国，惊讶地半开玩笑说：“你还活着哪，真是奇迹！”何玉国明白，监狱为他努力治病才让他活到现在。

　　2009年，监狱的梅毒罪犯都相继出狱了，何玉国才体会到什么是孤独。他觉得没人再照顾他了，可没想到，监狱干警接过了班。

　　何玉国一直排便不畅，需要从肛门注射开塞露。每次注射，都是不小的“工程”。由于何玉国浑身脓包，趴在床上就全身疼痛，只能两名干警一起架着他趴下，一手扶他身体，一手为其解裤子，再将开塞露注射进去……

　　“开始干这个，谁都不适应，好几个干警几天都吃不下饭。”老干警付青龙说。

　　“不夸张地说，他们伺候自己亲爹都不如对我投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吐，旁边干警就拿盆接着，那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在监狱，得艾滋病的躲着我，得肝炎的躲着我，可这些干警，从没嫌弃我。”何玉国说。

　　真情相待 “毒王”感恩

　　面对监狱干警的悉心照顾，何玉国深受触动。

　　“我得这种病，社会上都歧视，反倒在监狱里没遭过干警白眼。为了不刺激我，他们背着我去医院连手套都不戴。如果再不懂感恩就不是人了。”何玉国说。

　　何玉国不仅是个危重病人，更是个罪重刑长的犯人，在监狱里没事干可不行。为了调动他的改造积极性，干警买来菜籽，给何玉国辟了一小块菜地，让他自己种菜、养花。副分监区长李永全学过书画，到任后便鼓励何玉国画画，还给他买来教材纸张，没事就跟他切磋画艺。

　　2009年，何玉国47岁生日那天，分监区为他安排了一次亲情聚会，多年未曾谋面的女儿亲口喊了他一声“爸爸”时，何玉国泪流满面。

　　2010年10月，何玉国摘掉了顽危罪犯的帽子。入监8年，几拨干警终于用不懈的努力融化了坚冰。

　　2011年，分监区为何玉国举办了一场书画展。何玉国特意写了一幅字：“感恩警官，感谢社会”。

　　因为得病，何玉国记性不好，几年前的事七七八八都忘得差不多了。他把所有照顾过他的干警的名字都记在本上，怕忘了。 “这些都是我的恩人。”何玉国认真地说。(记者 孙莹 通讯员 赵宇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