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少女患尿毒症 冒险买假发票骗保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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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水华搂着母亲的脖子，两人笑靥如花。

　　“弃婴”，“尿毒症”，“骗保”，“犯罪”……这些字眼儿是80后女孩聂水华身上特有的标签。

　　近日，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万元；对其养父聂炳光等16名亲友、邻居也分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至5000元罚金不等的刑罚。

　　所有被告人均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因需要定时进行血液透析，聂水华被批准保外就医。面对记者，聂水华后悔不已地说：“它（“骗保”）没能拯救我的生命，反而害了关爱我的整个家庭和亲友邻居们。”

　　1

　　出生:办公室拾来的女婴

　　2013年 11月10日，雨下个不停，空气中透着丝丝寒意。在衡山县南岳镇莲花路39号三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记者见到了聂水华。她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与记者象征性地握了握手，脸上挤出一丝难言的苦笑。

　　“我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模样。”刚碰面，聂水华就从枕边翻出自己两年前拍的大头贴。照片中的女孩皮肤白皙，一双大眼睛灵动活泼，身穿红色风衣，过肩的长发随风飞扬。

　　“在养父母眼里，我虽不能算‘掌上明珠’，但也称得上是他们的‘掌上莲花’！”她指着自己当年的青春照片对记者说。

　　可如今，眼前的聂水华皮肤蜡黄，手臂布满针孔，肚子隆起似有身孕，体重已从之前的106斤骤降至75斤。

　　聂水华说，她一出生或许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1989年农历正月二十五上午11点左右，村支部书记聂炳光办完父亲的丧事返回电厂上班，突然听到办公室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他定睛一看，只见自己办公桌上居然放着一个新生女婴。女婴的襁褓中还塞着一张红纸片，上面仅写着孩子的出生日期：“一九八九年正月二十二”。

　　面对出生才3天的小生命，身为村支部书记的聂炳光只好一边打听女婴父母的消息，一边和妻子悉心照料孩子。经过一个多月，始终没有女婴亲生父母的消息，尽管夫妇俩已经生育了一儿两女，但他们还是决定收留下这个被不幸抛弃的孩子，并给她取名“水华”。在当地，“水华”是莲花的别名，他们希望女儿能出淤泥而不染。

　　“当时，我们铁了心，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将她养大成人。”说起当时的情形，聂炳光两眼泛着泪光，“水华小时候身体很不好，经常半夜哭闹，我和妻子轮流照看她。”

　　在养父母的悉心呵护下，聂水华成长得乖巧懂事，也出落得水灵动人，真正成了夫妇俩眼中的“莲花”。

　　聂水华20岁生日那晚，聂炳光夫妇向她坦露了她的身世之谜，3人抱作一团嚎啕大哭。

　　“告诉水华后，我心里就释然了，感觉完成了一名养父的使命。”老人推了推下滑的老花镜，抹去泪痕。

　　2

　　噩梦：花季少女患尿毒症

　　初中毕业后，聂水华跟随姐姐去广东省佛山市某制衣厂务工，后经人介绍有了男朋友。

　　2012年农历正月十六，聂水华和男友领了结婚证，并计划当年国庆节举行隆重的婚礼。

　　她原以为，幸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孰料，2012年7月14日，她因多次头疼无力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医生告诉她，这种病被称为“第二癌症”，只能通过换肾或者“透析”来维持生命。

　　从医院出来后，聂炳光神情笃定地告诉妻子：“我要把肾给她。”第二天，他便带着女儿到长沙进行肾源配型。坐在长途车上，他拉着女儿的手说：“水华，别怕，爸爸哪怕死在手术台上，也要治好你的病。”

　　可是医院的配型结果显示不相符合。

　　“我恨自己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忆及此处，聂炳光红了眼眶，“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一定要治好她。”

　　2012年7月中旬，聂炳光通过当地媒体发布“寻亲救女”的通告。历经半个月，聂水华的亲生父亲终于出现，但肾源配型同样宣告失败了。

　　聂水华只能一边做血透，一边等待合适肾源。为了节省住院费用，聂炳光每周用摩托车载着女儿，从南岳后山东湖镇南溪村翻到前山南华附三医院，往返需3个多小时。后来随着聂水华身体每况愈下，透析日渐频繁，聂炳光索性在镇上租了一间出租屋，一个月200元，老两口全心照料女儿。

　　“虽说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这二十几年来，我们都把她当亲生孩子养，怎么能放弃呢？多好的一个姑娘。”聂炳光的妻子唐秋莲指着和女儿的一张合影，潸然泪下。

　　3

　　求生:冒险买假发票骗保

　　“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爸妈和姐姐哥哥都是那么的爱我。”聂水华说，正因为这份无私的爱，才连累了她的家人。

　　巨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聂炳光每个月1000元的退休金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可聂水华刚查出病的那一个月，就花去了5万余元医疗费。

　　2012年7月下旬某天，聂水华在湖南湘雅附三医院住院治疗时，有几个陌生男人多次到其病房，询问她是否需要假发票，并告知其“假发票”可以换来“真钞票”。

　　聂水华告诉记者，当时做假发票的人跟她解释，得了这种病，需要很多钱治疗，他们可以帮忙做整套发票和清单资料，到时她回县农合办能多报销点钱，只要她出点费用。

　　“要是费用报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聂水华担忧地问道。“可以拿些其他人的身份证去报销，很方便。”听罢对方的解说，聂水华稍稍安神。

　　昏暗中，聂水华仿佛看到了一线迷茫的希望，因为自新农合医疗保险开始施行时，她就投了保。

　　殊不知，陌生男人说的那些“招数”，恰如罪恶的“黑手”将她推向犯罪的道路。

　　她说，“那时我真的什么都豁出去了，暂时想不到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就这样，聂水华在2012年7月至12月间，先后用自己和他人的名字，从销售假医药费用发票的人员手中以每份500元左右的价格买回24份虚假住院医药费收据（票面金额共计115万元）及相关虚假住院资料，并将这些高血压、肝硬化、心脏病、肺炎、骨折、卵巢癌等名目繁多的假医药费收据及资料交给哥哥聂志军，由他用自己及亲友、邻居等17人的身份证从县农合办骗取补偿款共计42万余元。

　　据聂志军交代，报销的这些钱他全部交给了父亲聂炳光用来买药、做透析和支付开发票人的手续费。

　　聂志军起初对妹妹住院期间前两次大额发票报销表示怀疑，曾询问她这些多余的发票是怎么来的，金额为何要比真实住院的钱多，聂水华谎称，医院见她生了重病，且生病寻亲的事迹还上了新闻媒体，就多给她开了一些。聂志军也就将信将疑地替妹妹去报销了发票。

　　但后来聂水华即便没住院，她也要哥哥聂志军拿票去报销，聂志军就心知肚明了。他不仅没有阻止妹妹，反而多次向亲友、邻居借身份证及医保卡交给妹妹，由妹妹找人购买假发票与病历资料，并帮其到农合机构报销费用。

　　开始，聂炳光也提醒过女儿“千万不要做假发票”，但对于父亲的隐忧，聂水华只感叹道，“多报销点钱，就能多活几年。我反正只报10万元来换肾，报满了就不报了。”聂炳光后来没有去制止女儿的行为，也多次帮助女儿去借亲友的身份证及医保卡交给女儿去制假。

　　据法庭调查表明，聂水华每次购买的假发票和资料，都需要支付票面5%至10%的手续费。她每次找的制假人都不一样，彼此互不认识，也没留下任何联络方式，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是2012年11月底。

　　4

　　愿望:她期盼穿一次婚纱

　　本案判决那天，被告人席上挤满了一排人，他们中除了有聂炳光的亲生儿子、女儿和孙女外，其他人都与被告人聂水华一家或是亲戚朋友关系，或是左邻右舍关系。

　　“我曾作为村干部，经常教育父老乡亲要遵纪守法。可如今却为了孩子走上法庭。”聂炳光告诉记者，他这一生都愧对这些穷亲戚，“他们没钱借，只能借出自己的身份证。他们没有收取咱家任何好处费，连路费都是自己掏的。”

　　不少聂家的亲友听闻了聂水华的病情后，都表示：“只要不引火烧身，借个身份证，再帮她跑一趟农合办也不是什么大事，报销的钱就当是捐款给聂水华治病。”

　　2012年12月25日下午，聂志军听红十字会的熟人说，聂水华在农合办报销的发票有点问题。在接受检方询问时，聂志军坚持辩称，他其后才被告知这些发票是票贩子帮妹妹搞来的。

　　10多年前，聂志军因盗窃罪获刑，“我从1995年坐牢到去年才假释回家，对现在的社会存在一定隔阂，有点脱节。如果早知道这是违法的，我绝对不会去做，我不想再坐牢了。”

　　停顿了半晌之后，聂志军表示，他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理解妹妹的做法，她也就是想活命。我没钱帮她治病，就帮她跑农合办报销，借身份证弄资料。”

　　公安机关在办案时，要求曾经帮过忙报销的人都要到公安机关交代情况，退还赃款。“为了此事，我们家得罪了很多亲戚朋友。他们也没有这笔钱，经济确实困难。”聂志军说，他和父亲又到处去拆东墙补西墙，借钱给那些亲戚去投案退款。

　　“我的一切梦想都被无限期延后了。希望能跨过这个寒冬，还想陪爸爸妈妈过一个温暖的新年。”说这些的时候，聂水华眼中滑过一抹亮光，又瞬间黯淡，紧接着眼泪扑簌。由于病魔突袭，聂水华计划的婚礼被无限期延后。去年年底，丈夫甚至向她提出离婚。但年初过生日许愿时，她还是希望能穿一次婚纱。

　　虽尚未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但聂水华已改口称丈夫为“前男人”，“看透了，也就好了，幸好还有父母和家人陪着我。”

　　聂水华现在的全部生活就是伴着消毒水气味和疼痛每周到医院透析两次。她真实的住院发票和住院治疗资料都留着放在家里，合计有近10万元。因为骗保获刑，按照有关规定，聂水华这些真实发票不能去农合办报销。

　　“如果能法外开恩，让我们报销这些发票，孩子的生命或许能延长一些时日。”聂炳光说，看着孩子数着日子度日，他心如刀割。

　　采访结束时，聂水华从自己那一整版的大头贴上剪了一张，送给记者。照片中的她露出甜甜的微笑，其背景上方有七个极小的黑色仿宋字，“我还是一无所有”。

　　能好好活着，对聂水华而言，既是一种期许，更是一种奢望。

　　5

　　反思:

　　“救命钱”咋成“唐僧肉”

　　在中国，尿毒症患者已逾百万，并以每年12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昂贵的医院账单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让众多贫困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透析患者总数已超过10万人，每年用于透析治疗的费用接近100亿元，但大部分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挡在医院血透室之外。而聂水华这样的尿毒症患者，一旦离开了透析，他们最多活不过一个月。

　　用几百元购买假病历、假发票，就可报销巨额医疗费。制售假病历、假发票已形成了规模庞大、分工细致的地下产业链条，聂氏家族骗保案并非个案。个别医疗机构甚至将农村医保当做非法敛财的“摇钱树”。

　　此案承办法官贺炳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医保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减轻广大住院患者的负担，可有人竟然打起农村医保报销的主意，购买假发票来骗取报销。他认为，千难万难，也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

　　为何假手续能通过层层审核骗走大笔“救命钱”？对此，衡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工会主席何凌波告诉记者，这些伪造的病历和发票齐全，都盖有单位公章，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当前农村医保信息没有实现全国共享，基层医保工作人员缺乏甄别假手续的能力，农村医保才会成为诈骗犯罪侵害的重灾区，“我们也曾打电话到各家大医院进行核实，但他们大都强调要对病人情况保密，不愿告知。”

　　“农民‘救命钱’大量流失，亟须引起重视。”何凌波建议，国家应尽早建立全国医保管理查询信息共享系统，实现住院票证网络查询和住院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查询共享，将医保卡使用情况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直接与医保报销额度挂钩，并印制统一的防伪发票。此外，还应加强宣传，强化农民的诚信意识和守法意识。

　　基于聂水华的特殊境况，何凌波表示，农合办有望为聂水华报销她的真实票据，但是需要走一个严格的程序，“她本人需要打一个申请报告，详细说明情况，再将报告递交至衡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管理委员会审查，考察审核后才能决定是否为其恢复医保。我们既要做到犯罪必究，也会考虑有难必帮。但是，若不能从制度层面加以反思，类似的事件或将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