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限牌需过三关”应成公共决策惯例

　　南京不会突然限牌，否则将会被追责。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克希称，江苏对机动车限牌早有规定，限牌需过三关：必须征求公众意见，必须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必须提前30天向社会公告。这个地方性法规，就是给南京市民吃一颗定心丸，大家没必要因恐慌而导致不理智消费。(《现代快报》5月4日)

　　“限牌”不算新闻，“不限牌”反倒引发恐慌。天津、杭州之后，南京还会远吗？近期有关南京限牌的传闻，尽管屡经官方辟谣，但恐慌性购车却依旧异常火爆，不仅没买车的赶紧出手，甚至还没考到驾照的市民都已先下手为强。既然有太多“半夜鸡叫”式限牌的教训，认为限牌的达摩克利斯剑悬于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市民们，选择恐慌性购车，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不可否认，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既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实利益，政策出台公布的时机，当然大有讲究。之所以一些政策的发布选择“半夜鸡叫”，据说也是为了出其不意，以取得所谓最佳的效果。不过，“限牌”政策为何会突如其来，甚至一定要搞得公众措手不及，倒是更显得不可思议。事实上，受限牌令影响最大的，其实并非车商，而是市民公众的权益，限牌令是否能治堵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对百姓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却不言而喻。既然机动车已成为顺应现代都市生产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对于一些市民及企业而言，更是必需品，这一客观需求显然并不能也不可能被随意压制。而使用中小客车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权利，其政策调整与变动，为何要对权利人“保密”，让权利人成为最后的知情者，这些恐怕都是公共决策不可回避的问题。

　　既然“限牌令”攸关公众的权益，甚至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用车权利与成本，按理说，其政策调整，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讨论与议程，更应对公众保持公开透明，并确保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得知情权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突然限牌，显然有违公共政策的基本决策程序，以往一些城市在“限牌”政策的决策与公布过程的隐讳与不透明，显然不应成为惯例被借鉴甚至推而广之。在这方面，江苏对于限牌政策的限定，倒是体现了公共政策应有的审慎与对公众权利的敬畏。一言以蔽之，给“限牌令”套上“紧箍咒”，确保“限牌政策”的公开透明，无疑更应惯例化。(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