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杀妻富二代判死缓 杀害亲属恋人罪轻一等？(3)

　　“罪轻一等”：困惑与探究

　　对于周峰有关因情感纠纷而杀人危害性相对较小的解释，笔者上文的判断是“大体说得通”。之所以是“大体”而不是“完全”，是因为他讲的原因中包括这类犯罪发生在“熟人之间”。杀害熟人的危害性比杀害陌生人小吗？这是我的困惑。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也需要得到平等保护。以伤害对象是否熟人作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比较，本身就不应该。在我看来，“杀害熟人危害性较小”，是一个无法论证的伪命题。

　　情感纠纷引发的杀人为何要“另眼看待”？如果暂时理不出个头绪，我们不妨看看和它在同一文件中并列给出需“有所区别”的另一类案件：邻里纠纷杀人。杀一个邻居，和杀一个不是邻居的人，危害性有差别吗？很难说“有”。那么，为何要把它拎出来呢？因为此类纠纷发生，不少时候双方都有责任。如果被害人对于矛盾激化导致凶案发生有过错，对被告人量刑考虑相关因素，就是法律的要求。

　　情感纠纷杀人，也是同样道理。“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些时候在情感问题上发生矛盾，责任很难完全归咎于一方。如果被害一方对于矛盾激化引发刑事案件有一定责任，那么，对于被告人“网开一面”，无论在情理上还是法律上，都并无不当。所以，对于情感类纠纷杀人，判断是否应对被告人从轻的根据，是也只能是：被害人有无过错。

　　被害人怎样的行为可视为其过错，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一些国家法律的规定，可供参考：《德国刑法典》规定是“被害人对其个人或家属进行虐待或重大侮辱”；《意大利刑法典》规定是“他人的非法行为”；《瑞士刑法典》认为是“非法刺激造成行为人愤怒或者痛苦”；在英国，陪审团发现证据证明被指控者是在被激怒情况下而失去自我控制时，应该考虑这种激怒是否足以使正常人也像被告人那样实施该行为。

　　用上述过错标准审视一些案件，我们常常困惑：不答应被告人求爱，被害人有过错吗？被怀疑有外遇而否认并辩解，被害人有过错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杀害被害人的被告人“罪轻一等”的根据，究竟在哪里呢？

　　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通过区别对待正确适用法律减少死刑，对情感纠纷杀人“另眼看待”的初衷不错。但执行中的偏差，却削弱了这一政策的效果。有几个问题，需要反思：

　　第一，如何让这一政策发挥更好效果？

　　个人认为，关键是严格把握被害人是否有过错。有过错的，被告人可以从轻；没有过错的，和其他案件“等量齐观”。

　　同时，应准确界定情感纠纷。比如，在我看来，向人求爱对方未答应引发的杀人，尚谈不上“情感纠纷”。这类犯罪，就不宜归入情感纠纷犯罪范畴。

　　第二，减少死刑的突破口在哪里？

　　“从控制由民间矛盾引发凶杀案件的死刑适用率切入减少死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这是学者的解读。如果这确系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的初衷之一，那么，这些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思路并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如果有人说“民众观念需要引导而不是迎合”，我不想抬杠，我想说的是：在情感纠纷引发杀人案件频发，一些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现实下，被害人亲属以及普通民众的感受，司法机关不能不察。将这类犯罪作为减少死刑的突破口的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应慎重考量。

　　第三，关于死缓制度。

　　从死刑到死缓，从死缓到死刑，公众之所以对这类案件格外敏感，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法律后果“天壤之别”。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最终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为数极少。从法律后果看，死缓更接近无期徒刑。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只是执行方式不同”的解释，不免苍白。

　　死缓是我国独创的死刑执行方式。在建国之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为了实现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保存劳动力以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原则，中央决定，清出的反革命分子，凡应杀的，只杀引起群众愤恨的有其他严重罪行的有血债者，其余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来，死缓也适用其他应判处死刑而又不必立即执行的刑事犯。多年来，死缓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也日益显现，甚至为司法不公埋下隐患。2011年7月2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披露，死刑复核权的统一上收后产生一种不良现象，一些地方为了防止死刑判决不被核准，主动减少死刑判决的适用，该判处死刑的不判死刑而降格成死缓。这样既能有效避开最高法院的“挑剔”，也能避免因为被“打回”而影响当地政绩。笔者判断，这样的情况应属个别，但足以引起警觉。

　　就目前看，死缓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还有多大？如果考量结果是仍有存在必要，那么，让二者界限相对清晰，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