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裸官”治理常态化需建立信息库

　　浙江平阳副县长辞职，或与日渐收紧的“裸官”治理不无关系。但治“裸官”，不能是运动式的，而应尝试通过建立“裸官”信息库等方式，进行制度化治理。

　　近日，一份“温州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感言”在网上被频繁转发，其中周慧表示，“我决不是网上说的裸官，在申请辞职前，妻子、孩子都在国内。”更是引起热议。

　　在任何行业，辞职不干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因为周慧辞掉的是官位，且是有点分量的官位，辞官者的仕途前景又被周围人看好，于是就成了人们眼中的“晴天霹雳”。其实，《公务员法》早就确定了公务员四种辞职方式：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只不过，自愿辞职在现实中很少见，人们难免会有所猜测。

　　在人们对周慧辞职的原因猜测中，“裸官”身份是被怀疑最多的。尽管周慧明确表示自己不是“裸官”，但如果他没有选择辞职的话，也许很快就会成为“裸官”。所以温州外宣部门，将他的辞职原因解释为“不愿意当裸官”。就此看，周慧的辞职，或许与当下正如火如荼进行的“裸官”治理不无关系。

　　新华社日前就报道，中央第九巡视组近日向福建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厅处级领导干部“裸官”较多。而在不久前，广东作为第一个被中央巡视组指出“裸官”问题的省份，数月间800多名干部被调整，其中9名是厅级。监管“裸官”已成预防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当下的“裸官”治理，一方面是要摸清“底数”，另一方面也首次明确了5类重点岗位“裸官”需清理。

　　应该承认，治理行动确有威慑力，周慧的自愿辞职，或可视为例证之一。问题是，大多数的“裸官”依然在公务员序列之内，最多只是从相应岗位上进行调整而已。全国究竟有多少“裸官”，具体都哪些官员是“裸官”，并没有一个透明公开的途径。除去媒体捕风捉影式的报道，除去类似周慧的“自愿辞官”，公众对“裸官”及其治理行动，既没有充足的知情权，更没有监督权。

　　对此，公众难免忧虑：治理“裸官”会不会流于某种运动式的行动？对“裸官”的处理，会不会只是“一调了之”，并无深入调查？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迫切需要通过明文制度，推动“裸官”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化。

　　在明确“裸官”标准的基础上，所有官员(包括国企高管等)自从成为“裸官”的那一天起，相关部门就应对外公开这一信息，以此接受公众监督和部门调查。摸清底数，是裸必报，隐瞒必惩，凡提必核，建立“裸官”信息库，并且对外公开，这是第一步。其次，“裸官”作为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有必要先行落实财产公开制度，高度关注其配偶、子女海外生活经济来源等问题。

　　而最终努力的结果，就是逐步压缩“裸官”的生存空间，借助明文制度让“裸官”在制度笼子里无法贪腐。舒圣祥(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