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哈市刑讯案审判不能树立反面示范

　　■ 观察家

　　发生哈市刑讯案这样的“司法事故”，同样是有征兆的。这些事故征兆的背后，也有着众多的事故苗头。比如极为混乱的“特情”制度，极度随意化的侦查权乱委托等等。

　　发生在哈尔滨的吴岩等刑讯逼供案近日进入了二审程序。此前的一审法院认定了集中发生在2013年3月的七起刑讯案件。官方的通报称，“刑讯逼供的手段十分恶劣”。吴岩因此获刑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赵晓光则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其他被告人一审的判罚均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间。

　　最高二年六个月的徒刑，谈不上严厉。从法条上看，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是，“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如果刑讯致人伤残、死亡的，则参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据新华社昨日报道，去年3月24日，吴岩指使程小伟、潘永权、李迎彬用老式军用手摇电话机对梁某进行电击，程小伟用鞋底抽打梁某头面部，此间，梁某猝死。

　　这大概就是哈市刑讯案被描述为“手段十分恶劣”的原因所在。刑讯致一人死亡，按说依法应“参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以相对较轻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论，刑罚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较之现实中的一年到两年多，实有天壤之别。此案二审是因被告人上诉，却不知检方有无根据刑法规定提出量刑畸轻的抗诉。以一两年甚至缓刑来遏制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实属奢谈。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案中的被告人只有吴岩、张思亮、赵晓光等三人系警察，而程小伟、潘永权、李春龙、李迎彬等参与刑讯的人员根本就没有警察身份，属于“特情”人员。

　　侦查权是国家特定权能，只授权给专门机关、专门人员行使。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过程中最重要的调查活动，其行使主体也只能是有资质的侦查人员。“特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线人”，其身份定位是为侦查人员及时地反映一些侦查工作需要的信息，以方便侦查人员侦查破案。“特情”的法律定位仍是公民，其参与侦查是辅助性的，也是从属于侦查部门的。“特情”本身不拥有任何侦查权限。

　　逼供之恶，众所周知。一些警察作为执法人员，本应以维护法纪、保障人权为己任，现在却“知法犯法”将刑讯视为日常化的侦查手段，理应依法严惩。但在此案中，如果检方未抗诉，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法院将不能在一审裁决基础上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或许说明，对刑讯的轻刑化，在一些地方公检法机构中已经有了“共识”。

　　发生哈市刑讯案这样的“司法事故”，同样是有征兆的。这些事故征兆的背后，也有着众多的事故苗头。比如极为混乱的“特情”制度，极度随意化的侦查权乱委托等等。像这些公开的违法，本应是极易发现的“事故苗头”。在刑讯者被依法究责的同时，那些负有监察之职的部门和官员也该好好反省：作为司法活动的“安全官员”，你们对司法事故的控制和消除都体现在哪里？监管者建章立制让执法者“不能为”，这样的安全前提，不能等！

　　□王刚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