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传统司法公开模式的历史个性

　　司法如坚持不公开主义，必有悖司法公正。我国在清末引入检察制度后，关于废止检察制度的建议不时被提起。纵观废止检察制度之理由，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检察机关坚持不公开主义。如民国时期就有观点认为：“检察制度是采取密行主义，凡事务求秘密。当此司法信用薄弱时代，被告人每每利用秘密的讯问，任意饰词巧辩，以致诉讼事实无从确定。”

　　纵观我国司法传统，在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国家司法的过程是面向社会公开的。这不仅体现在司法过程对两造及民众公开，还体现在一些社会力量参与了司法。虽然传统司法公开模式和现在的司法公开模式形似神异，但我们也不能一味歪曲古代特有的司法模式，更不能抹杀中国传统司法的个性。这种个性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当前的司法公开提供有益借鉴。

　　从古代司法公开的方式上来看，首先其具有“司法公开大厅”。古代州县衙门建筑格局即体现了司法公开姿态。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的格局即是告诉民众，衙门是敞开的。其次，案件受理情况公开。古代民众诉讼，要先向官府递交状纸，审判官对状纸要进行批示，并在衙门前悬挂批示牌，写明“准告”还是“不准告”。第三，审理过程公开。古代对一般民事案件可进行调处，调处无效则审理，而比较重大的刑事、民事案件常在大堂进行公开审理。特别是审理比较有教化意义的案件，州县衙门更会鼓励民众旁听案件整个审理过程。即使存在案犯不招供的情况下需刑讯的时候，只要依照律法施刑，也是合法的，也在大堂公开进行。再次，当庭宣告判决并公示。对于刑民案件，案情清楚、证据无误的，州县官会将判决书当众晓谕。堂断公示有助于民众知晓内容，增强判决透明度。最后判决执行公开。古代案件定判后，需施笞杖刑罚的，在大堂公开进行，对普通人犯的死刑执行公开进行也是一贯的司法传统。同时，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古代还允许书铺、代书、士绅、族长、里保等社会力量参与司法。这些人以平民，或顶多是上层平民的身份参与国家司法。

　　古代司法公开主要在于向民众展示“清官”亲民司法形象，初衷是为了防止民众随意越诉。因此，重视亲民、息诉、教化是古代司法官群体价值取向。客观的讲，传统社会的司法公开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便民诉讼、有预防司法腐败、弥补司法力量不足、提高司法效率等作用。至少民众和司法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笔者认为，司法公开的基础正是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有学者认为“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状态决定法律发展的模式”。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状态对法律的运作模式亦或司法模式影响巨大。一个社会与国家实现良性互动的状态下，司法一般会体现出公开的一面，即面向社会公开，也允许社会力量参与。只有如此，公众价值才能很好的注入法律制度中，使法律的适应也回应着人们的需要，从而使司法更具社会性。(张福坤 作者单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