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呼格冤案中反思什么

　　内蒙青年呼格吉勒图十八年前被以“正义”之名错误定罪和冤杀，今天同样以正义之名还以清白。虽然无论多么真诚的道歉、多少国家赔偿都不能唤回逝去的生命，但我们还是应该庆幸：在当今社会，正义的力量依然强大，正义有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呼格案发生于十八年前，回头来看，它带有那个时代的司法在理念、制度、实践上的很多印记，因此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铸就“呼格案”的因素甚多，比如“严打”、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比如公检法流水作业、重配合轻制约的司法模式；比如对被告人诉权(尤其是辩护权)的漠视，对辩护律师的种种限制；比如侦查中心主义以及审判程序的虚化；比如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死刑政策的扩张，等等。

　　呼格案给我们的教训并不止于错案的原因，还有纠错程序存在的问题。2005年疑似真凶赵志红详细交代“4·9”强奸杀人案以来，舆论对当年草草了结的呼格案提出了广泛质疑。虽然从法律上说，赵志红究竟是否“4·9”案“真凶”还未经法定程序正式确认，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仅就呼格案本身的证据而言，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极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然而，虽经当事人家属长期申诉，媒体及社会各界正义之士不懈地关注、呼吁、推动，本案的再审之路却走过了漫长的九年。显然，这其中潜藏着司法救济制度的缺失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羁绊。

　　自呼格案以来，中国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刑事诉讼法经历了两度修订，新刑事诉讼法推出了一系列理念和制度的创新，如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改革完善辩护制度，强化律师的辩护权能；完善证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赋予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严格规制强制措施的适用，限制不通知家属的情形；改革完善侦查讯问程序，限制讯问地点，讯问过程引入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如此等等，极大地加强了当事人、辩护人的抗辩能力，有利于实现控辩平衡。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启动了大规模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目标在于加强司法权行使的专业性、独立性，防止来自权力及其他方面的不当干扰。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期，上述改革举措必将大大加强司法的公正性，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类似呼格案在今天应该不会再发生。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过于乐观，这不仅因为当今世界没有绝对完美无缺的司法制度，在任何司法体制下冤错案都难以避免，更因为中国现今的司法制度仍然带有改革转型的阶段性特征，还远未达到成熟和定型。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目前刑事办案仍然延续了旧的流水线模式，其弊病：一是虽然从理论上说，后一诉讼环节对前一诉讼环节的工作质量有监督检验的作用，但事实是由于各诉讼环节的相对独立性，后一诉讼环节很难监督前一诉讼环节的工作质量，反而被前一诉讼环节所左右；二是各执法机关的关系应该是制约优先，否则不同诉讼职能的设置就失去了意义，但事实是各机关往往基于“打击犯罪、维护秩序”的政治目标(任务)而走到一起，站在同一阵线，“配合”压过“制约”；三是侦查机关把控着程序的启动和案件的入口，侦查程序又是一种独立的程序，这样很容易形成侦查中心主义，后续的程序只是对侦查结论的确认，从而导致审判程序的虚化、走过场。如果不改变现行的诉讼模式，难保以后不会出现下一个呼格吉勒图。当下，我们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而呼格案恰可成为改革的反面教材。(沈海平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