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舌上生死攸关 香港警官刘达强救人二百

　　中新社香港9月27日电　题：（香港百姓故事）三寸舌上生死攸关 警官刘达强救人二百

　　中新社记者 贾思玉

　　55岁的香港警司、前深水埗警区助理指挥官刘达强刚刚“解甲归田”。回首从警生涯，一大功绩是未动一刀一枪、仅仅“靠把口”救了200多条人命，“准确地说是阻止他们死”。

　　“凭三寸舌救人活命，借一双手儆恶惩奸”——离休前的饯别宴上，警队同袍送给刘达强一副书法对联。这位身材魁梧却戴着斯文的无框眼镜的阿Sir，1990年加入警察谈判组，23年来一条命未失。在香港警队，谈判组是一份自愿兼任且须24小时候命的工作，换言之，谈判人员属于义工。

　　刘达强从鬼门关拽回的人绝大部分是试图轻生者。他曾危坐十多层高楼的花槽，近距离说服不堪痛楚想一死了之的病患者；曾利用社交网络接触拒绝对话、反锁家中寻死的少年，最终化险为夷；万不得已时才与消防队合作，将企图自杀者推下气垫。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常引经据典的谈判专家声音洪亮，把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刘达强在职时最后那间办公室挂有四尺竖幅一幅——“南无阿弥陀佛”，正对门口。旁边是一个书架，摆着三、四十本书，办公桌上散落的也是书。整套的《史记》和《晚清七十年》、台版《南渡北归》系列、简体字的抗战史专著都是他的读物。“虽然没有本科学位，但我看了不少历史、政治、心理方面的书。”能够出口成章的人，肚子里当然有点墨水。

　　“有人企图跳楼自杀，需要谈判专家到场……”当接到传呼，谈判人员就即刻出动，一头扎进警笛声、喊叫声、哭声交杂的现场。谈判非单枪匹马可胜任，而需一组人协作，其中一人直接与事主对话，另一人在旁辅助提示，其他人则搜集资料或同相关部门联系。

　　“我们是来帮你的！”刘达强通常以这样的话开场。说服一个人放弃死的念头，他的纪录是最短15分钟，长至7、8个小时。“那么长时间，你说些什么呢？”记者问。“其实不是向对方讲，而是令他讲。”他答。

　　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做倾听者，术语叫“积极聆听”，“要给对方宣泄的权力，说得越多，越容易恢复平静理智。”

　　谈判专家传授心得说，“硬话软说”是谈判最出神入化的技巧，也是艺术。曾有身陷感情纠葛的男子，要求见女友并以跳楼自杀相要挟，给他见吗？“一定不能答应！你无法保证他不会令女友遗憾终生。”刘达强如此应对：“你女友很关心你，她来了但怕上来，下面一大堆记者在拍摄啊！你不信？你看她身份证在我手里。不如你们在屋里见？”

　　还有一次，一位企图自杀的学生提出保证学校不记过的条件。刘达强暗想，我可没这个权力。不过他说，我会以警察身份同校方讲，相信他们会理解你、原谅你。

　　谈判讲求迂回战术，而不平则鸣、按理行事亦是刘达强的一贯作风。1998年，耗时近3小时，他终于让一位企图轻生的女子回心转意。将女子送上救护车后，在场一名记者随口道：“早点跳嘛，妨碍我吃饭！”闻言，刘达强勃然大怒，首次亦是唯一一次用粗口追骂记者，斥责对方缺德。

　　自杀者获救了，谈判人员大概会关注其后续生活吧？“没有，也不应该。”刘达强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事实上，警方会把当事人转介社工、医护人员等跟进，而这一安排源自“血的教训”。十多年前，一名意欲轻生的父亲被说服，但两周后带同两个孩子在汽车中呼吸一氧化碳自尽。自此，刘达强提倡警方与专业人士合作，“这是防止二次伤害或伤害他人的治本之道”。

　　当记者问“哪些资质让你适合做谈判专家”时，刘达强诉说了自己的经历。

　　刘达强的父亲是厨师、母亲做俗称“洗堂”的住家工，一家六口多年蜗居佣人房，“像游牧民族一样经常搬家”。家境欠佳，磨练了四个子女为生存为更好的生活而拼搏的意志。

　　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免费发放制服和口粮的民安队少年团，刘达强在此接触到半纪律部队式训练。视大自然为游乐场的他，体力强悍到可以连做100个俯卧撑再跑几百米上下山。可惜成绩不好，入大学渺茫，于是选择投身警界，“那是1977年8月22日，我刚满19岁。”

　　从巡警，到督察、总督察，再到警司，刘达强出身基层，即港人说的“红裤子”。在毒品调查科时，他负责和线人接触，游走法律边缘、明暗之间；在香港警务督察协会（工会）任职时，他时常与政府和传媒打交道。

　　“凭借同社会的接触、对人性的观察，危机之中应有的反应，我拿捏得……我够胆讲，绝对不差。”他如是总结。

　　警界36年砥砺，如今已退下火线、交还配枪、取下肩章，刘达强不无感慨地说：“年轻时都说法理情，法为先，越老越觉得应是情理法。这不代表可以脱离法律，但面对无助、无望的人，怎么可以不晓之以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