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称美最大问题是自我感觉太好

　　原题：美国著名“中国通”傅高义：“美国最大问题是只觉得自己制度好”

　　在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三联书店内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当代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这位82岁高龄的“中国通”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连普通话四个声调都分得很清楚。出身犹太人家庭的他，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十分有感情，这与他多年来与这些国家的人长期打交道当然分不开。但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傅高义深知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文明是西方文明必须正视和了解的，应该说他比许多美国学者“站得高、看得远”。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傅高义坚持全程使用汉语，且不时地告诉记者不用刻意放慢语速，对记者每一个问题都十分坦诚和耐心地解答。

　　深入解读改革开放

　　《参考消息》：您曾经说《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最初是写给美国读者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您认为这本书与其他一些美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有什么不同？

　　傅高义：我觉得《邓小平时代》关于改革开放那个时期写得较深入，采访了那么多人，包括邓小平的家人、高干子弟的孩子、与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人、与邓小平接触过的外国人等，没有别的书可以与之相比。

　　《参考消息》：您的个人经历对于研究邓小平有哪些帮助？

　　傅高义：除了中国问题，我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有所研究，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东亚企业发展方面的课程，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过程的经验有一定了解，而“亚洲四小龙”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正是中国曾经或将要面临的。其次，在(上世纪)80年代，我正好在广东，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详细地调研过邓小平改革的实践情况。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研究中央怎么看广东的改革，主要是看地方怎么做，看中央的政策在地方上有什么样的影响，了解地方上怎么看中央的政策。这样的经历为我后来研究中央所要面临的问题、如何带动地方进行改革很有帮助。后来，我通过香港获得了大量广东地区的报纸，在哈佛大学潜心研究了两三年，也让我受益匪浅。

　　《参考消息》：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您如何评价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傅高义：我想在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一直是政府很难做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政府需要知识分子，需要他们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自由，要说话，要批评政府，这让领导人很难受。我也在美国政府工作过两年，发现连美国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算一个知识分子，许多人对政府批评，其实是不了解情况的。所以，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和政府有一些摩擦，那是很自然的。

　　美国也很了解中国

　　《参考消息》：您是美国现今最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曾经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您是否同意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胜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您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误会和偏见是什么？

　　傅高义：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要分两种情况。首先，中国人对美国有一些偏见，那不是了解。通过中国的媒体经常说的一些话，我不觉得中国人了解美国。比如说，许多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想遏制中国，就像美国对苏联的做法，我们都觉得这远远不对，中国有1 5万留学生在美国(2012年最新数字是19万)、两国贸易往来如此频繁和紧密，这算是遏制吗？我觉得和当时对苏联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我们美国人觉得这是误会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对外学习，不是要向非洲和南美学，而是向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现在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也很有兴趣，比如在哈佛大学，学外语的学生中学西班牙语的最多，第二就数中文了。你可能不同意，对于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来说，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不逊于中国人对美国。一些中国的学者也认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不如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我同意你的看法。

　　至于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误会，我认为美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制度是好的，别的国家在制度方面，比如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等，如果不同意美国的做法，美国人就会觉得不行。美国人比较自以为是，以自己的做法为中心。大部分美国人没有研究过其他国家的情况，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我个人也同意，民主对于美国来说是最适合的制度。但是，如果看亚洲，菲律宾和印度算是最民主的国家，结果二战以后率先实现经济腾飞的恰恰不是它们，而是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威权主义国家。现在美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怀疑美国的制度，因为我们的制度也有缺点。国会里面的讨价还价，不是在考虑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我们反思美国的公司做得对不对，法律是不是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