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各国陷中等收入陷阱因传统增长模式枯竭

　　中新网5月7日电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7日发表署名邵宇的专栏文章，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文章称，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战略失误、经济脆弱、社会不稳定等。

　　文章说，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从数据采集到逻辑梳理，研究的难度较大，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追赶效应”描述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在发展初期更容易实现持续高速增长。贫穷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分工的时候，贫瘠的技术积累、低廉的要素价格、匮乏的资本存量以及脆弱的产业结构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后期追赶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穷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生产效率与资本投入会同时提升。国际经验显示，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追赶效应会最为明显，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追赶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步减弱，代工式的传统模式下的弊端逐步体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化可作为考察追赶效应较好的参考指标。

　　韩国和日本同属于成功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韩国的发展历程值得参考。由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进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工业化速度较快；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 程有所放缓，而在逐步接近以及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整个工业化进程结束，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趋势上行。

　　亚洲部分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如泰国和马拉西亚。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比较快，但在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明显放慢，近年来随着向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逐步迈进工业率开始出现下降。

　　泰国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速度较前期也开始减慢。拉美国家具有类似的规律，但整个发展历程反复无常、波动过于剧烈，人文、社会结构也与中国迥异，警示作用大于启发。尤其大家最常谈到的阿根廷，类似逆生长的发展路径，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大相径庭。

　　要素价格低廉，是 穷国在追赶过程中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优势会逐渐被透支殆尽，或者至少相对优势在下降，对于生产国这种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

　　阿根廷、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入“陷阱”前劳动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显，但随着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的停滞、波动加大等，劳动力要素的实际成本阶段性地出现过回落。

　　看到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该段时期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不是出现了恶化。事实上，先发国家与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除日本部分时段略有回落，其他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劳动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显上升。

　　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逻辑，可以采用“两部门”模型解释(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将整个经济体分成“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那么加入全球贸易分工会从两个层面导致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行。

　　首先，由于追赶效应的存在，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较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之前出现明显提升，并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提升，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流通带动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其次，追赶效应会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可贸易部门的占比也会逐步提升。因此，“追赶效应”带来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要素价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会逐步削弱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的国际竞争优势，或者说逐步消化掉了后发国家早期发展模式的相对竞争优势。

　　导致传统模式枯竭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内外失衡的不断加剧。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三元结构”下，“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实现了良好的外部循环，但却加剧了主要参与方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内部失衡的出现，有时候源于事件性冲击的出现，更多时候则与该经济体的政治、文化乃至国民性等诸多原因有关。

　　以拉美国家为例，普遍不喜欢储蓄，所以储蓄率历来比较低，但同时又要发展经济，所以只好靠借外债的形式弥补。 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时表现的尤其严重，为讨好选民，政府对经济做出的承诺需要引入资金实现，于是外债规模不断增加，并最终导致了本世纪初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

　　内部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数据显示，拉美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出口附加值相对会比较低，而且出口对象往往比较单一。这使得这些国家抵抗冲击的能力非常差；再叠加上脆弱的国内经济结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链，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为低端的层次，无法实现真正的突破，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融入全球产业链条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会面临另外一重的阻碍，主要包括：先发国家设定的技术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等。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提高产品的研发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疑都在发展过程中提高了对研发创新的重视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反之，对研发创新点不重视导致“追赶效应”之后产品竞争优势缺失、国内产业结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下降。

　　从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每百万人研发技术人员数量等指标来看，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研发对经济的贡献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较长时期的国家研发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很低。这使得他们在全球贸易链条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较长一段时期维持在相对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冲入高收入群体或中高收入群体，也会因承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较低，而经常出现经济的剧烈波动，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