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让“醉官理政”了

　　年过了。一年一度全国性最大规模大吃大喝过了。每到春节、国庆、中秋前的白酒涨价也过了。

　　今年春节前，新华社发表《查处“官场酒疯”正当时》评论(1月19日)，《人民日报》也发文狠批公款纵酒，称整治公款吃喝刻不容缓，呼吁全国推行禁酒令(1月18日)。评论是好评论，文章是好文章，惜乎节前头一两天，官员纵酒、官场酒疯已近尾声，组织查处实为不易。而且，有权或负责查处的部门估计一些人也宿酒未醒，如何动员力量去查处？但也无妨，官场酒疯、官员纵酒已然是中国官场常态，一年365天，不说天天有，也年年有，月月有，节前逃过查处，节后开查也未为晚矣。

　　官员纵酒、官场酒疯已经为国人深恶痛绝，到了国人皆曰可“刹”的地步。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指出，现如今，在党政机关，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饮酒，“公务”占了很大一部分，领导视察要喝，上级检查要喝，庆典节日要喝，招商引资要喝，工程项目要喝，提拔升官更要喝……我有时突发奇想：中国官员要与世界各国官员比拼(PK)喝酒，大概没有几个国家是我们的对手，集体项目、个人项目奖项非由我国官员大部包揽不可，比中国乒乓球去参加国际比赛赢面更大，胜券稳操。

　　官员成天泡在“酒缸”里的危害尽人皆知，人人都能列举十条八条。从公款喝酒耗费纳税人钱财之巨到肝病已经成为公务员第一职业病，从奢侈浪费之风愈演愈烈助推名酒价格暴涨到公务员包括领导干部醉酒驾车肇事以及酒后强奸民女等新闻时有发生……所有危害中，我以为最大的危害还是对治国理政的危害。如果我们不能够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认识官员泡在“酒缸”里的危害，很难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官场酒疯、官员纵酒。

　　多年前，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过一本《病夫治国》的书。这本书是翻译过来的，作者是外国人。书中列举了里根、勃列日涅夫等一些国家元首患上的各类疾病，分析这些“病夫治国”对国家公务、国际政治带来的不同后果。现在中国的一些基层官员成天泡在“酒缸”里，有官员亲口告诉我，一天要喝四五场酒，从早晨喝到深夜。因为酒精中毒，有了很深的酒瘾，一天不喝还挺难受。公务基本上是在酒桌上“现场办公”，拍板决定的依据是对方敬了几杯酒，俨然一幅“醉官理政”图。“醉官理政”与“病夫治国”孰优孰劣，还是不分轩轾，一时难下断语。但我以为“醉官理政”对执政党的危害不容低估。基础不稳，地动山摇。中国基层社会一旦长期处于“醉官理政”的状态，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行为。“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这些年，违法犯罪的官员不少都是从“醉政”开始，以“罪证”结束。

　　改变“醉官理政”的现状，大会讲、小会讲没用，写文章批也没用，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要颁布自上而下的“禁酒令”。像全国公安治理喝酒驾车一样，官员公务时间以及公款宴请一律不能呈现醉酒状态，测出酒精超标或处分或免职或永不提拔，订出几条切实可行又可以由社会监督的制度条文，谁违规谁下台。管不了8小时以外喝酒，总应当管得了8小时以内不准酒精超标执行公务吧。(苏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