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农村集体财产问题尚待解决

　　昨日，南方日报大型调查性报道《走读广东》关注了云浮市的农村综合改革问题，通过记者实地走访一个个试点乡村，探寻这些村庄背后的广东农村综合改革路径与逻辑。

　　据南方日报全媒体网络调查，大部分网友都认同“村庄治理交给村民自己”的理念，同时也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普及推广的条件。

　　-声音 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如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农村绝大部分矛盾都是因土地而起。政府要反思，在改革过程中如何让农民共同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果。农村综合改革道路很漫长，云浮乃至广东现在只是开了个头。

　　——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厅副厅长陈祖煌

　　◢网友支持理念，贯彻有困难

　　昨日，南方日报通过南方报网和官微@南方日报开展了“村庄治理交给村民自己”相关调查。其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网友都认同“村庄治理交给村民自己”的理念，同时也表示要贯彻这一理念面临着许多困难，目前还不具备普及推广的条件。

　　在另一项“改革关键是什么”的分析调查中，大部分网友的选择是“关键是改革的勇气以及上层改革的决心”，也有网友认为“农村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要敢得罪人”，还有网友认为“农村越来越空心化，改革没有带头人”。

　　网友@立锥莫笑无余地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才有力度”。网友@努力追求梦想的辉辉进一步分析说，基层治理不单是设立一些机构就可以的，关键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动力的结合。

　　◢权威声音理事会是矛盾缓冲带

　　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邓志喜接受采访时表示，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符合中央总体要求，云浮目前进行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南方日报报道指出，云浮农村改革中创新设立的理事会成了村里公共事务的“润滑剂”。对此，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厅副厅长陈祖煌昨日表示，如果还习惯于过去的老思路和老做法，认为大家举手投个票就叫做农村的民主自治，这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因为它实际上没有落实选举权到农民身上，并没有解决农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三级村民理事会，恰好是让乡村民主落到实处的一个非常好的决策”。

　　陈祖煌引用南方日报报道中的例子表示，在新农民建设的过程中，有不少道路建设和旧房拆迁等工作，如果是政府与民众对话解决，容易形成对立与矛盾。若换成村民理事会，事情则顺利很多。三级理事会不仅能够成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能够为矛盾冲突提供缓冲地带，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意义非凡，“希望能在更多地方推广”。

　　云浮市委副书记、市长卓志强透露，目前云浮全市三级理事会已发展到1337个，其中乡民理事会19个，社区理事会156个、村民理事会1162个。他说，通过完善三级理事会制度，发挥了理事会的桥梁作用，密切了企业、合作社、理事会于农户之间的联系，引导了农户联合发展。

　　◢设计者改革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昨日，记者采访了云浮市云安县农村综合改革制度设计的参与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教授。据介绍，2010年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和云浮市合作研究农村综合改革问题，并在云安县进行试点研究，并率先提出了“创建三级理事会”等建设性意见。

　　邓大才认为，云安县的农村改革经验在广东很有推广价值，尤其是在“乡贤比较多”的珠三角和潮汕等地。同时，他也指出，理事会的定位一定要做好，职责是服务、协调、推进农村社会发展，村一级的理事会不能与村委会发生冲突，“可以议事但不能决事”。

　　回忆云安县农村综合改革，邓大才特意提到了两个人的贡献，一位是时任云安县县委书记的金繁丰，称赞他是一位锐意改革的个性官员；另一位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他提出了许多关于云安县农村改革的建议。邓大才认为，这是政府改革与学者研究的一次“完美结合”。

　　徐勇曾对“云安经验”进行了总结：第一，云安是以社会建设来促进社会管理；第二，云安是以改革来提高社会社会管理水平；第三，云安是以服务来提高社会管理水平，重新塑造政府权威，获得民众的拥护；第四，云安是以提高农民素质来促进社会管理水平。

　　◢观察者建议清查农村集体财产

　　近年来，云浮在全省率先进行农村综合改革先期探索，初步建立了一个群众积极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走出了一条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被徐勇、党国英、于建嵘、俞可平、邓大才等知名学者誉为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的“中国农村发展第三条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说，云安的改革突破了村庄公共生活过度政治化误区，逐步消弱了村委会的行政职能，充分发挥其社区治理功能，并培育了村庄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和服务性，其改革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于建嵘同时也指出了云安经验的局限性——改革并未解决最重要的“农村集体财产”问题。他建议，对农村集体财产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通过制度习惯安排量化村民各种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严格限制村委会集体财产处置权。他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诉求仍集中在土地权利等集体财产问题上，但与此相关联的村务公开、民主选举等一系列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事件的直接聚焦点。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党国英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云安经验有其独特性，比如城乡边界模糊的地域特征、村里有能人有财力、地方名流热衷于村里的公共事务等；但也有许多村庄缺人缺钱缺热情，在这样的村庄推广起来就比较困难。 南方日报记者 徐滔 丁建庭 陈清浩 实习生 朱海威 发自云浮 统筹 胡念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