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扶贫成扶贫新路 欲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窠臼

　　低碳扶贫更重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型

　　“低碳”和“扶贫”有啥关系？刚听说“低碳扶贫”这个词的时候，搞了20多年扶贫工作的山西省吕梁市扶贫办副主任苏继杰也说不出一二三来。

　　今年3月5日到7日，参加了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连片特困地区低碳扶贫项目申报培训班”之后，苏继杰意识到，这可能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思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界瞩目。按照世界银行标准，1981 2008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6.2亿，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67%应归功于中国。

　　然而，以往中国的发展模式亦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没能跳出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王小林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指出，“低碳扶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要与过去相比碳排放更少、能耗更低、环境更友好、可持续的扶贫方式，都可以称之为是“低碳扶贫”。

　　王小林的认识源于他近两三年的工作经历。

　　2009年1月，“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成立，旨在为各国交流减贫经验搭建一个国际平台，成员包括中国相关机构的代表以及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部分成员和观察员的代表，王小林是代表之一。

　　去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合作做“碳融资与低碳减贫模式可行性研究”时，王小林提出了“低碳扶贫”的概念。

　　王小林说：“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对许多贫困地区来讲，好的环境固然重要，但吃饱肚子是更为迫切的需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一些内部问题就难以解决。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因此，对中国来说，必须把‘低碳’和‘扶贫’二者结合起来。”

　　贫困地区的“国际融资”

　　谈到“低碳”与“扶贫”结合的可能性，王小林告诉本刊记者，国际碳市场的许多资金贫困地区都可以争取。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1997年12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38个工业化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排义务，为了促进履约，《京都议定书》还规定了三个灵活履约机制。

　　中国虽然不在强制减排的国家行列，但是根据其中清洁发展机制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把温室气体减排量卖给强制减排的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国内的减排增量成本比发展中国家高520倍，所以发达国家愿意以资金援助与技术转移的方式获得低成本的减排量。

　　此外，根据一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除工业直接减排外，由于植树造林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也可以算作减排量出售。

　　根据2000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占总量排放的17%，相关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2007年农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2%。仅甲烷排放，农业活动就占全国排放量的46.6%，农村地区减排潜力不可忽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但土地和森林等生态系统完备，具有开发碳汇项目的潜力。

　　实践中，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北京环境交易所是“低碳扶贫”先行的探索者之一。

　　2010年，北京环境交易所联合国内国际相关方用自主开发的农林业“熊猫标准”开发了云南版纳地区竹林碳汇项目。这个项目使得云南版纳地区造林5.9万公顷和对部分退化林地进行更新改造之后，还可以将其形成的碳汇通过交易获得一笔款项。

　　北京环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项目预计10年完成，将总共产生100万吨碳汇，不仅可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此外，北京环境交易所参与的新疆红柳大芸种植与生态修复项目、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生态修复与可持续民生改善示范项目、山西甜高粱开发示范扶贫项目等都在开发当中。

　　据北京环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该所成立时肩负的使命是“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他说：“当我们把气候变化和扶贫问题统筹起来考虑之后，就有了新的思路，这样可以使得综合成本最低，效果最优。因为碳交易与其他的生态服务和扶贫的目标十分吻合。”现在，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减排项目开发中，与国务院扶贫办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一些国际机构如国际气候与环境变化评估项目、美国环保协会等都已经开始着手中国农林业项目市场的开发，并且已有项目开发成功。

　　国务院扶贫办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举办“连片特困地区低碳扶贫项目申报培训班”，也意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苏继杰告诉记者，这次培训所涉及的项目之一是节能灯项目，通过和清洁发展机制市场的嫁接，以最低的成本让广大贫困地区用上节能灯。

　　苏继杰认为，这对贫困地区更大的意义在于，过去扶贫都是靠国家财政拨款，但是“低碳扶贫”给了贫困地区新的融资途径。

　　此外，王小林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经成功注册多个“生物质燃料”项目，同时还成功申请了“广西珠江流域治理再造林项目”、“中国四川西北部退化土地的造林再造林项目”和“中国广西西北部地区退化土地再造林项目”3个造林和再造林CDM项目，为我国在贫困地区开展“低碳扶贫”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

　　“低碳扶贫”新机遇

　　同时，国内环境的变化，也使得“低碳扶贫”获得了新的机遇。

　　北京市是全国七个碳交易试点之一，并且已经在今年3月28日启动了试点工作。业内人士透露，北京正考虑在强制配额市场之外，设计“抵消机制”，比如，可以用北京郊区和北京对口支援的中西部地区的减排量作抵消，以此促进碳市场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和长期流动性，这样北京的郊区和中西部地区就可以获得减排资金，对当地生态和扶贫都有好处。

　　北京环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自愿减排项目做得最多的就是北京环境交易所，但也只有几千万元而已。今年初，国资委正研究要求大型央企履行社会责任，要求到2012年底，所有央企都要形成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制度。他认为这是“低碳扶贫”的一个新机遇。

　　他分析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般集中于三个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环境，在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实施了新农合的情况下，如果投资在环境方面，一方面可以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将来应对绿色贸易壁垒进行能力建设。这样，就有更多的资金涌向贫困地区。

　　事实上，“低碳扶贫”的模式已经进入国家有关部门关注的视野。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应对气候变化之所以特别关注到贫困地区，是因为贫困地区大多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属于脆弱地区，贫困人口大多属于脆弱人群。

　　有研究发现，中国的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高度相关。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低碳扶贫”还是一个正在讨论和探索的课题，实践中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比如生态建设是低碳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生态建设要搞植树造林，一般都以山区、贫困地区居多。再如一些低碳产业，比如清洁能源产业，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比较好，有利于产业发展。此外，一些贫困地区需要进行移民搬迁，就要新建社区，可以考虑把新的社区建成低碳社区，反而能把某些劣势转化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