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官：有铁一样纪律的“文装解放军”

　　新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一)

　　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人总是有追求，有梦想的。我们外交人员的追求和梦想，就是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外交官职业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傲视蛮夷到“跪着办外交”，卑躬屈膝，受尽列强欺凌，甚至丧权辱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对外关系和外交队伍都要“另起炉灶”。

　　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为了“另起炉灶”，重建外交队伍，中央决定从党内和军队紧急抽调一批得力的领导骨干。

　　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张闻天等先后被派驻苏联大使，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十余名高级军事将领则出任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而另一位将军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第一任司长，并于1950年被总理点将以“大使衔特派代表”身份，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义凛然地控诉其侵略台湾罪行，震动了整个会场和西方世界，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伍修权在联合国的表现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不久，他被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将军大使”出身行伍，并不熟悉外交，包括怎样用刀叉吃西餐都是总理亲自教的，但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把把利剑，为打开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不懂洋文，早期派出的绝大部分大使对外交往离不开翻译这个“拐棍”，也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有些大使对出席外事活动颇感紧张，尤其在那些关系微妙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国内指示：若对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使节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只是进行影射并未点名攻击而贸然退场，政治上也不妥当。而不懂外语的使节，更是紧绷神经，主要得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判断决定。有一次，还发生过所谓“鞠躬”事件。我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应邀出席苏方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会，得知对方反华后，当众昂首退场。他起身时还有意站了两三秒钟，好让苏联老百姓和外交使团看清我们反修的坚决态度。而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中，却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大使离席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了。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国内还专门来电询问有无此事。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他让翻译立即复电报告事情真相。难怪有的老大使常说，在国外工作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将军大使”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廉洁朴素，平易近人，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使馆，成了我们的治馆之宝。在“将军大使”中，我仅有幸与原驻苏联大使王幼平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王大使在使馆研究室讲话中说，他不懂俄语，中文水平也不高，主要得靠我们这些“秀才”。但调研报告的情况一定要准确，看法一定要符合实际。只要有这两条，他就敢向国内报。还有一次，我们就餐后离开食堂，见王大使急匆匆往回走，说忘记了关灯。大家都争着要回去，却硬被拦住，称这样的小事得他自己去干。就是这些严于律已的点滴小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感染。王大使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苏欧司一个党小组，每月都亲自把党费交到支部组织委员手中。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出席，并与大家一起交流谈心。在一次小组会上坦陈，其亲家当了党的总书记，他不宜继续在外交部任职。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主动避嫌请辞了。

　　“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

　　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我们的老一代外交官都是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和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令人敬佩，对总理也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听老同志说，外交部的老大使、老司长们都视总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因为每次见面时，总理总是不耻下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是了解情况，又是对你进行考试。有的“考”得实在太差的，总理从不讲情面，要给予“狠狠的批评”。鉴此，他们会见前总要进行反复认真的“备课”，但总理掌握情况之细、思考问题之深是无人能及的，大家从每次谈话中都能学到许多东西。当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后，总理立即把部里三级领导找去，一个司一个司地询问，他们主管地区中哪些国家投了赞成票，几乎无一答对答全，都被总理一一纠正补充。

　　周总理率先垂范，一再强调外事无小事，授权有限，外交人员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进外交部的第一天，各级领导都引用总理的这四句话对我进行入门教育。这是外交部的立身之本，也是传家之宝，是新中国外交官的崇高价值追求。现在宣示的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忠诚、使命、奉献”，也是和周总理倡导的十六字方针一脉相承的。

　　我退休后，应邀回部或到外交学院和其他大学讲课时，挂在嘴边的还是周总理留下的传家宝。当然，我是联系近40年外交生涯中的亲历、亲闻，口述一个个经典案例和花絮故事。有一次，我在外交部大楼的走廊里遇见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说认识我，前年在对外经贸大学听了我的讲座后才决定报考外交部的。对此感到很欣慰，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某种回报吧。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不能不提及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外长”，他就是接替周总理兼任外长14年的陈毅副总理。我们外交部的老人至今仍亲切地称呼他“陈老总”，其特有的精神风范和浩然正气也使年轻一代外交官心向往之。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在1965年那次堪称震惊世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连珠炮般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即兴发挥，妙语如珠。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他横眉怒吼：“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陈老总在“一切都报”后面特地加了一个“销”字，寓意非同一般。当毛主席在中南海听了答记者问的录音后，高兴地称赞道：“讲得好！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

　　1969年，在“文革”中已“靠边站”的陈老总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以超凡的战略眼光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不合常规”的战略判断：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的重大政策建议。(文/周晓沛 作者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原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原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