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新中国外交官：坚持实事求是 慎讲“不知道”

　　作为外交官，应学会讲一些外界听得懂、听得进的话，顺乎自然地传递祖国灿烂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文明。

　　文/周晓沛

　　作为外交官，必须擅长调查研究。陈老总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外交调研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既要善于见微知著，又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客观提出看法，准确分析和预测发展趋势，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具体对策建议。

　　“重要的不是驻在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联邦德国尚未建交，王殊同志以记者身份在波恩工作。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中美“乒乓外交”之后，西德和欧洲局势发生着很大变化，并向国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联战略没有改变，仍然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不可能向东进攻中国，而且可能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这一看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主席还专门在中南海书房接见王殊同志，与其纵论天下大事，并夸他可以当大使。周总理也表扬他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1972年，王殊同志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并于1974年出任驻联邦德国大使。

　　王殊同志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离休后担任外交笔会会长。王老在回忆起那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难忘按见时，还讲了一根雪茄烟的趣事。他同毛主席握手时，由于过度激动，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主席亲手递给他一支小雪茄烟说：“不要哭了，请你抽支烟吧!”他没敢抽，把烟放在小茶几上，想带回去作纪念，却被当时陪见的乔冠华同志拿走抽了。他感叹道：“这真是终身遗憾呀!”

　　调研干部不仅要会起草一般的情况汇报或会谈简报，而且要能撰写重要的综合分析性调研报告。著名的外交战略家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曾下令美各驻外机构报回的材料必须要有分析、看法和建议，不能原封不动地只罗列一些信息。他说，重要的不是驻在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基辛格一语道破了调研的真谛。

　　一篇好的调研成品，重要的是求真务实，切忌唯上跟风，杜绝空话套话。而且，要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文字精当，出手快捷，方能先声夺人。好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而差文章了无新意，读起来十分苦涩。正如毛主席有一次批评上呈文件，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口血”。

　　老外交家乔冠华曾教导刚入部的年轻同志说，一篇好文章就如同一杯“香喷喷的牛奶”，不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一篇文章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是言未尽而意已穷”。在俄罗斯使馆时，王荩卿大使常对我们说，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为了一句总结性的画龙点睛之笔，不知要死掉多少脑细胞。王大使对苏联解体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就像突然散了架的一筐螃蟹，横七竖八，各奔东西。”七加八刚好等于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而东、西方则预示新独立国家的不同政治取向。这个说法既生动、又准确，让人过目难忘。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在苏联处主管调研。记得有一次写《新情况》时七易其稿，每次都因不合要求被司领导退回，心里都发怵了，但仍要不厌其烦，这也是外交调研的艰辛之处。有的青年同志怕别人改自己的稿子，其实好文章都是反复琢磨修改出来的。而且，要认真阅读比较各级领导改过的稿子，潜心体会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这样改的道理，从中能够学到许多鲜活的知识。只有勤练多写，并善于学习，才能提高快、进步大。

　　“如果外交官说‘不’，那他就不是外交官”

　　作为外交官，必须会应对各种外交场合，包括与媒体打交道。尤其在当今年代，不能机械地照本宣科，而应学会讲一些外界听得懂、听得进的话，顺乎自然地传递祖国灿烂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文明，展示我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进步的现代形象，理直气壮地宣示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影响力。

　　外交官可以说“无可奉告”，但不得轻出此言，更要慎讲“不知道”。记得一位外国资深外交家说过：如果外交官说“不”，那他就不是外交官。这句话本身就有很深的学问。即使一时不清楚、做不到的事，也要善于打“太极拳”，留有回旋余地。苏联立国之初，一些从未接触过外交的同志出任大使前有些犯难，求教列宁怎么搞外交?列宁回答说：“这好办，在外交场合，你就不停地说呀说呀，到头来连一句有用的话也没说。”列宁这句名言，真乃巧于周旋的外交之道。

　　除了应对各种不同场合，外交官要能办大案、要案、急案，办得规范漂亮，既符合政策，又有所创新。外交案子不同于一般办案，政策性强，必须具有深厚的功底和经验。不仅要搞清来龙去脉，而且要快速反应，作出准确判断，有时还需善于变通妥协。例如，处理1992年各方关注的莫斯科“炮打白宫”事件，我外交部发言人的先后四次对外表态就比较经典。

　　第一次，当叶利钦总统违背宪法下令解散俄罗斯议会时，中方表示，我们注意到俄局势的新发展。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作为邻国，我们希望俄国内局势稳定，避免发生冲突，和平解决危机。第二次，当议会宣布罢免叶利钦总统职务、任命代总统时，外国记者询问中方承认哪个总统?我们表示，目前中俄两国关系正常。不久前，叶利钦总统向中国领导人发来了国庆贺电(实际上，当时俄“代总统”也发来了贺电，而我只点出前者，其含义自明)。第三次，当议会支持者挑起暴力事件时，我们表示，莫斯科发生流血冲突，我们对此深表关切。作为俄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停止冲突，妥善解决问题，以利于俄的稳定、统一和经济发展。第四次，当叶利钦动用军队摧垮议会时，我们表示，俄局势的变化是其内部事务。我们将继续在中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这些表态口径既表明我们一贯的原则立场，又有一定倾向性，可进可退，预留空间;不仅未引起冲突中任何一派对我的不满，而且得到俄当局好评，增进信任感，保证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势头。

　　有一次，某国总统应邀访华。在准备访问过程中，对方想在人权问题上搞“突破”，坚持要写入公报。作为主管司长，当时我思想上有压力，担心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软”了。在双方斗了五六个回合后，该国总统亲自找我大使说，他是左翼总统，坚持对华友好，但政府、议会都由右派控制，希望能考虑这一处境。经请示部领导同意，我们对人权问题的某些措词作了妥善处理，同对方达成一致。访问结束后，该国舆论界仍指责总统让步太多，他自己出来澄清说：“联合公报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连美国对中国都不能这样做，更何况我们?”

　　很显然，这是坚持原则的结果。但若不掌握好火候，适时转圜，就可能远离了该国的现实，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体会到，对外交涉斗争，应尽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该硬则硬，但斗而不破;该软则软，须守住底线。只有以两手对两手，刚柔相济，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再举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案例。2008年，泰国政局急剧动荡，曼谷国际机场被反政府组织占领，滞留该国的3000多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面对突发形势，我驻泰国大使馆反应迅速，准确研判局势，及时提出对策，建议派飞机接回陷于困境的同胞。国内对使馆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即采取紧急措施，调动12架飞机接回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中国公民3400人。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专门派飞机大规模接回滞留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对这一“以人为本”的外交举措，国内外媒体都予以积极报道和评价。这也为后来我国政府动用海陆空各种渠道，紧急从利比亚撤离3万多中国公民积累了宝贵经验。□